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原因探析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原因探析

　　摘 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结构“汉少夷多”。我国历代统治者为加强对其的控制，戍守边防，都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屯田制，尤以明代为盛。但至明后期，军户大量逃逸，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究其贵州军屯逃逸的原因，有其独特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关键词：明代；贵州；军户逃逸

　　课题项目：2013年湖南省民族学基地开放基金招标项目（编号13jdzb008）

　　明代军屯历来为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也甚是丰富。著作类有：王毓铨的《明代的军户》，他对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组织及军户的来源、世袭方式、政府对军户的管理方法、军户的家族构成和社会地位等做了详细介绍；张金奎的《明代卫所军户研究》首先对卫所军户进行了概述，然后依次对卫所军户的粮饷、组织管理、户籍管理、职业选择和后勤保障等做了详细介绍；还有于志嘉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具体阐述了军户的世袭。学术论文类有刘金祥的《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其将明代卫所军户缺伍的原因概括为：边班、清军、占役和克响；张娜《明代逃军问题研究》将明代逃军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军户地位低下、军户负担沉重、边班之苦和内臣监军造成的军风败坏；还有张金奎《明代军户来源简论》，他将军户的来源总结为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与抽籍、招募及其他。纵观以上成果：学界关于明代军户的研究甚多，但涉及明代贵州军户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仅有王晓卫的《明代贵州土兵与卫所军之关系》，其将卫所军户和土兵的关系概括为冲突和协作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贵州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军户需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军官对军户的私占和剥削、军户与当地土兵的冲突不断、军户安土重迁的思想等方面入手，主要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加以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贵州军户逃逸原因的特殊性。

　　1 贵州的军屯制度与明代军户逃逸

　　明初朱元璋为统一边疆，先后七次遣使至云南实行和平诏谕，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朱元璋决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用武力平定云南。而“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1]，是连接川、滇、湘、桂四省的枢纽。为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 即“开一线以通云南”，就必须在贵州驻扎重兵，于是卫所在贵州普遍设立。

　　据史料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贵州卫、贵州前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二所（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加上地处贵州东部边缘、史称"边六卫"的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当时属湖广都司），实际贵州境内达"二十四卫、二直隶千户所"[2]之多。由此，以卫所为依托的军事屯田大范围得以实施。"贵州都司原额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顷二十九亩，见额屯田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一亩"[3]。基于贵州卫所的大量设置和屯田的大量实施，使明朝对贵州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

　　军户是伴军屯而生的，所谓军户即中国古代从军、充当军差的人户。明代军屯制盛行，但军户却大量逃逸，早在朱元璋立国时期，军户逃逸现象就已经出现。宣德以后，随着军屯制的破坏，军士逃亡日趋严重，“屯军逃亡人数渐多，地区渐广，情势更加严重，大有‘逃亡且尽’的趋势。”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有余，占全国军伍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多。弘治十四年，全国逃故军士占太

　　祖时原额十分之六七。据《明穆宗实录》载：“隆庆三年，除锦衣卫及护卫、仪卫司、藩牧所，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只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4]也就是说，到了明后期，军士逃亡现象屡禁不止，有增无减，军队额数还没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明朝军户逃逸的现象大量存在，且贯穿整个明朝。

　　2 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自然因素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这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特点决定的。

　　就地形土壤而言，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喀斯特地貌，地形复杂，山多地少，土地盛薄，不适宜大规模的种植。所以说地理条件的制约使屯田难度很大，即使有大量屯田，产量也十分有限。据史料记载：宣德10年正月，“诏减贵州屯粮三之一。时贵州诸卫言其屯所山多田少，地疥水冷，刀耕火种，子粒批细，鲜有收获，乞减其税。”[5]也就是说由于贵州山多田少，地疥水冷，加上当地人们生产方式落后（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所以明朝廷诏令减免贵州的赋税，这从侧面说明，贵州的地形不适宜大面积种植水稻。

　　就气候来说，贵州属中国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与北方相比，湿度相对较大，即湿热和湿冷。南方人习惯于此，但对初到的北方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明朝为防止藩镇割据，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在军屯时实行边班制。所谓边班制即内地军士需要定期轮番的去充任边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6]即南方士兵经常戍守北方边镇，北方士兵经常南下驻守边防。对此种制度，杨士奇说：“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病。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费不得接济，在途逃亡者多，到卫者少。”[7]王世贞亦云：“解路途超过千里的，如果是下产之家，家业则半废；二千里之外的，下产之家，家业尽废；三千里之外的，即使中产之家，也要家业半废。”[8]以上史料明确指出，南方人因为气候差异死于寒冻，北方人死于瘴气，即使没有死亡，由于路途遥远和路费得不到接济而散尽家产，甚至死亡，所以大量军户选择逃逸。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军户对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没有“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反而使军户逃亡的想法更为强烈，所以说，自然因素是明代贵州军户逃逸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社会因素

　　明代贵州军户的逃逸，与上文所述的自然因素对军户造成的地方不适应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自然环境和气候的适应并不是完全不能克服的困难。究其根本原因，军户大量逃逸的出现，更主要是诸多社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一）兵籍世袭且社会地位地下，导致军户逃逸以改换社会身份

　　1、军户身份世袭

　　明制规定，军、民、匠、灶等始终“役皆永充”，[9]户籍制度异常僵化。就军户而言，世代相袭，代代为兵。按明制规定，“军有户籍，必仕致兵部尚书始得除”，“间有恩恤开伍者……如此者绝少”。[10]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宣德时颁布《军政条例》，其中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11]这也就是说想要脱离军籍可以，但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军户内只有一丁，且有生员的科名；二为必须通过翰林院的考试，显示出自己非凡的能力。由此可见，脱离军籍实属不易，能真正脱离军籍的寥寥无几。

　　2、军士娶妻较困难

　　据《明史》记载“武陵多戎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至年四十尚不婚。”[12]虽然这里说的是武陵，但它至少可以折射出西南军户的婚姻状况。贵州的军户大多由北方边班而来，与当地少数民族有许多文化上的差异。且军户是世袭的，一般民户为了避免军役波及自己，祸及子孙，也不愿意同军户通婚，所以军户通婚圈很小，而且娶妻的费用也十分有限，因而军户男女到四十岁还没结婚的情况普遍存在。

　　3、军士与罪犯为伍，使原来非谪充的军士身分随之降低，为世人所轻视

　　明初军队的来源：“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等。其中谪发，就是囚犯充军”[13]。当时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罪犯充军的人数有百万。而且充军本就是一种惩罚，在押解犯人的过程中，犯人所受的迫害惨不忍闻。遥远的路程、逐日不断的杖打，士兵们要么直接被活活打死，而没死的比死了还难受。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军户身份世袭，加之社会地位的低下，从而使军户有了逃逸以改换身份的想法，并且付出了行动。但明朝几百万的军士，想要脱籍，谈何容易。即使军户脱籍或转为世族大家的情况存在，但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

　　（二）社会负担沉重，土地兼并盛行导致军户逃逸

　　1、沉重的赋税和徭役

　　由于军屯是用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用军事律令分地和征收屯田子粒，这就使屯军所收的剥削和压迫比农户更严重。农户一般有地才承担赋税，有丁才服徭役，但屯军却要纳无地之租，出双重徭役。当屯军因为种种原因抛荒或失去屯地时，他们仍要“包赔屯田子粒”。在层层剥削之后仍要如期上交税收，即使没有收成也要军户自己承担，这使得军户不得不另寻出路，或隐居深山，或投奔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世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