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原因探析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原因探析(2)

　　2、军官的私人占役和克饷

　　明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剧烈，屯田制度开始遭到破坏，原有的规定纷纷被打破，军户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军队成员，其职责也被复杂化了，出现了“军无定用”的现象。各级管屯官，从百户、千户一直到总兵官、镇守太监，以及王府、势豪等，都争先恐后地抢夺屯田，私役屯军为他们耕种。在各项杂役中又以各级军官的私役最为严重，“滥役军丁，而勒其锱铢，甚有一官而包占数士卒……富者尽材，贫者竭力，以故流窜逃亡，不啻过半。”[14]但对于这种情况军官们熟视无睹，也没有人敢于揭发。

　　此外，军官对军户还进行苛刻的克饷。据《明史》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有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二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万历时，各地军队时有哗变，军士屡屡逃亡，都与此不无联系。“今变者数起，其原出于偏侵军饷，遂至加履加首”[15]。无论是军官的私人占役还是克饷都严重威胁了军户的生存，当他们不堪忍受时，便有组织的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而逃逸就是当时反抗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

　　3、屯田的私人占有和买卖

　　典卖屯田历来是中央王朝所严厉禁止的，明朝也不例外。但土地兼并之风的盛行和屯田的大量开荒，典卖之风已无法遏制，所谓“人资田以养，田亦资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买田，丁少而贫者必卖田，此亦理势之所必至也。”[16]弘治六年（1498），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卫所官旗势豪侵占盗卖十去五六。”[17]可见盗卖屯田之风由来已久。据四川、贵州、湖广奏报，屯田失额的原因之一，就是屯田的私占和典卖。天启年间李腾芳说：“茶陵卫屯田尽是流水接卖”，有的甚至“专买屯种肥膏至数千亩，而其家无民田，不名一差。”庞尚鹏也曾说：“每田一分，盖不啻十易姓矣”。魏焕也认为，“九边”屯田所以“十不一存”，其重要原因也在于立法与人情相背驰，立法屯田不准典卖，而理势又不能不典卖。所以隐瞒，私占、典卖之风盛行。但很少有人举报，“各所屯军，视武弁皆世受统辖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顷，谁肯危言正色讦发其奸，以取反噬之祸乎？若其同为僚属，则更相遮护，所至皆然。故侵占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20]这就是“宁犯宪典而不敢犯世官”。屯田被占、严重的劳役剥削、加上细致的包赔籽粒，迫使军户选择逃逸。

　　（三）与当地土兵冲突不断，军户不堪战乱而逃逸

　　在“汉少夷多的明代贵州，族兵制占有重要地位”、“土司所统领的土兵，构成贵州最重要的地方军事力量”。“军户和土兵从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军户属于卫所军；土兵往往没有固定的建制，大多因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集结于土长官或土司之下。“土兵和军户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甚至演变成武装冲突”[卫所军户和土兵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在粮饷上也相差甚远，所以军户随时有战死沙场的可能。加上主帅对战乱的态度不坚定，更使军户心灰意冷，无心作战，或许逃逸还能保全性命。

　　再有，明初时，由于对明廷的屯田置卫措施有疑俱而诱发的战乱。这种战乱主要发生在普安州，具体表现为彝族地方势力与官军的对抗，总计仅有三次大的战乱。这三次大的战乱分别是：洪武二十年（1387）征调湖广都司各卫所官军前往普安州的盘江河谷，实施大规模的屯田，在屯田用地的征拨上，由于情况不明误占了彝族的冬牧场，导致了相关彝家对朝廷的不满，激变为阿资和密即为首的两次彝族地方势力的反叛，后明朝派军士强力镇压。与普安州类似的情况，在安顺的辖地内，特别是在西堡地区，西堡长官司两次因向下属征交粮税而激变为事端，其余各土司在明代均未出现过赋税交纳纠纷。洪武二十六年，普定西堡长官司阿德及诸寨长作乱，命贵州都指挥顾成讨平之，二十八年，成讨平西堡土司阿傍，二十一年，西堡沧浪寨长必莫者聚众乱，阿革傍等亦纠三千余人助恶，成皆击斩之，其地悉平。由上述史实可知，粮饷的匮乏、频繁而长久的军事活动使军户不堪重负，逃逸成为其出路之一。

　　（四）安土重迁的思想是军户逃逸的重要推动力

　　安土重迁即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考察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人大多不愿意离开故土。[22]明朝的军屯实行边班制，明政府在实行这一制度时，根本没有考虑换防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导致“卫所相去远者万里，近乃七八千里”、“长解负累，有死于沟壑，而莫知之者。”局面的出现。

　　这样，军士因畏惧戍边和怀恋故土而选择逃亡。杨士奇在《论勾补南北边军疏》说：“……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病，……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所者少”、“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但杨士奇的建议最后碍于破坏祖制而不了了之，所以军士南北更戍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明政府这种不抚恤军士的治军方法，必然会加重军士的恋家情结，导致军士的大量逃亡。

　　4 结语

　　综上所述，军户逃逸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贵州土地的相对贫瘠极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加之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应的困难，使得军户的生活困苦不堪。这是导致其逃逸的自然因素。就社会因素而言，在上文所述的诸多原因中，除了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笔者强调我们更应考虑到军户自身的情感态度，即：农耕民族所具有的恋家情结和安土重迁的思想。这应是军户不愿远离家乡、进行戍边的重要原因。理解了这一点，将有助于对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这一历史现象。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版，第2225页.

　　[2][3]贵州通志[M].卷3，土田，第167页.

　　[4]明穆宗实录[M].卷3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8年版，第901-902页.

　　[5]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90.

　　[6][7][8][10][24]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版，第66-239页.

　　[9]黄瑜.双槐岁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2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版，第232-337页.

　　[12][13][20]明神宗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90版，第253-345页.

　　[14]转引自刘金祥.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J]. 北方论丛，2003，05.

　　[15]转引自吕景琳.论明朝国有军屯土地的私有化[J].江海学刊，1996，01.

　　[1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第102页.

　　[17]清高宗敕选.明臣奏议[M].商务印书馆，1937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