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汉宫侍女暗垂泪”解(2)

　　六、汉唐历史中的和亲景象

　　在汉代与边族和亲的记载中，写及陪嫁侍者的史料仅两处。{17}一是武帝元封年间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猎骄靡，《汉书·乌孙》载“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其中“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都是随行前往胡地的侍者。二是武帝年间以楚王刘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嫁与乌孙王岑陬，其侍女冯能史习事，曾在边疆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说服乌就屠降汉，为汉宣帝召见后持节册立昆弥。{18}

　　亲迎是《仪礼·士昏礼》所载先秦婚礼六礼之一，而关于和亲中亲迎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史书中。北魏昭成帝建国七年（344）前燕太祖慕容之女嫁与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魏书·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载“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19}，是遣大臣迎接；《北史·后妃》载“遣大人长孙秩逆后，晃送于境上”{20}，增加了慕容亲送女儿到边境的细节。北魏神瑞二年（415）后秦高祖姚兴之女嫁与北魏太宗明元帝，姚兴派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和尚书姚泰护送公主前往。其后北魏、东魏、西魏与柔然以及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中多见亲迎和遣使护送的记载。

　　隋唐沿袭亲迎和遣使护送的惯例，唐代出现了和亲边族以公主和大族妻室迎亲的做法。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嫁给回纥顿莫贺天亲可汗，“可汗遣宰相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新唐书·回纥》）。{21}

　　唐代涉及和亲中陪嫁侍御的记载仅一处，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新唐书·吐蕃》）。{22}

　　根据以上史料，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中出现的“汉宫侍女”陪同和亲公主前往边疆，在汉代即有此例，唐代亦存。使节护送和遣使亲迎也已经在南北朝时期的和亲中出现。唐代出现了和亲边族以自己的公主和大族妻室到中原王朝接汉族公主前往边疆的做法，这大概是王安石“毡车百两皆胡姬”的来源。

　　七、再读诗意

　　在和亲历史的背景下再看此诗，“毡车百两皆胡姬”大概是说胡人前来迎亲的队伍中有许多胡姬，并不意味着没有陪同前往胡地的“汉宫侍女”。昭君前往胡地应当是有“汉宫侍女”随行的，但尽管如此，昭君仍感到“含情欲说独无处”，只得“传与琵琶心自知”。

　　琵琶声苦，弹拨心弦，致使“汉宫侍女暗垂泪”，“汉宫侍女”是懂得昭君心声的，这心声在朱自清前后连缀的阐发中展现得更细更深：“虽然弹琵琶劝酒，可是眼看飞鸿，心不在胡而在汉。飞鸿有三义：句子以嵇康《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来，意思却牵涉到孟子的‘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又带着盼飞鸿捎来消息。这心事‘汉宫侍女’知道，只不便明言安慰，惟有暗地垂泪。”{23}

　　“汉宫侍女”听音懂心，但在诗句所透露的情节里，昭君似乎并未将“汉宫侍女”援为知音，而是孤独哀戚，郁郁而终，身后“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种对侍女的“忽视”大概并非诗人有意为之，更不仅仅是明妃的“过失”，这种下意识的处理可能与王安石本人的内心渴望相一致。下面将考察王安石作《明妃曲》时的处境，希望由此解读出“汉宫侍女暗垂泪”所蕴含的心曲。

　　八、王安石的处境和心境

　　嘉四年春夏之交，王安石由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赴汴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24}此时的王安石行走仕途已十八年，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其间多次有担任悠闲的馆阁之职的机会，均为王安石放弃。嘉三年十月，王安石接到三司度支判官的诏命，他先是上书丞相富弼，请求委派以州郡长吏，未有答复，只得在嘉四年春夏之交赴京就任。王安石既已不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其“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的志向终不能容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于是梳理十八年所见所想，整理出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形成的种种现实问题，并形成一套基本的改革方案，写成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将当时的忧患之因归之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25}，然而“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原因在于“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进而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调整整个官僚体制，以培养人才担当变法革新的大任。可以想见，王安石在这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投入了多少心血，然而仁宗和当朝宰辅并未给予回应。自古以来，竭忠尽力却不为知遇，是士人难以纾解的郁结，放在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就更是难以排遣。

　　“同治天下”是宋代士阶层的共识，“‘承当天下事’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26}。王安石曾在治平元年（1064）的《虔州学记》中讨论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以为士中“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27}。至于这种君臣平等相待的理想的实践，可以从王安石门人陆佃所记的《神宗皇帝实录叙》中看出，宋神宗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和如一人：“熙宁之初，锐意求治，与王安石议政，意合，即倚以为辅，一切屈己听之。……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辄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相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28}而这种合和又不是趋炎附势的要权之举，而是出于共同的政治改革理想和“同治天下”的治国信念。

　　由此反观嘉四年王安石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遭冷遇的经历，不为理解和信任的深深失落，也显得更加真切深刻。作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不久的《明妃曲》，大概也处在这股失落挫败的郁结之气的笼罩下。

　　九、“人生乐在相知心”——唱和中的心心相知

　　回到《明妃曲》“汉宫侍女暗垂泪”的问题上，诗人对这位“暗垂泪”的知心人的处理，是由他更迫切更集中的关注所连带造成的。明妃的心事到底想要说给谁听呢？诗中只是含蓄地表明“含情欲说独无处”，笔调中又隐隐地透出并不以身边侍女为知心的意思，却并不再往下说。这时再看五人的和作，有的可以说是直接点透了王安石未尽之言。

　　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辞家只欲奉君王，岂意蛾眉入虎狼”，曾巩《明妃曲》其一“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反问之中回答呼之欲出，其二“直欲论情通汉帝，独能将恨寄胡琴”，这些都是表露衷心的剖白。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中国人”既然不包括随行的仆婢侍御，那就是指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基本上也就是使人，使人之所以如此重要，也是因为可以代为传语，成为连接昭君与皇帝的纽带。在这种诉求上，昭君与作者王安石的身影已经重叠起来，隐约不可分辨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中的“知心”并非求诸周遭所有人的，而是有其明确诉求，却又融化包蕴在医学论文温和含蓄的语句和怨而不伤的情绪中，只是在细微之处留下了缝隙，透露出诚挚的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