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后，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还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了，政治上正处于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蹿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平起平坐甚至俯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紧，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的出身是一个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调到新创办的《瞭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责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消散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代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人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20世纪60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20世纪70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竞把这位老伙计整成了从50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派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在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腹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搬家，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