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2)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一一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直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着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市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店里坐了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拣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