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历史 开启文学(2)

　　限于篇幅，无法将《瀛涯胜览》在此完全呈现出来，但仅从这一例就可见出，作者对所录国家的形貌、政治、民俗等等的描写是多么地细致入微。

　　《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字公晓，江苏昆山人。年少好学，因家贫常借书阅读，又自学并精通阿拉伯文。永乐、宣德年间随郑和四下西洋，第一次于永乐七年（1409）随郑和等往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锡兰山、柯枝、古里等国，至永乐九年（1411）回京；第二次于永乐十年（1412）随奉使少监敏等往榜葛刺等国，至永乐十二年（1414）回京；第三次于永乐十三年（1415）随正使太监侯显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至永乐十四年（1416）回京；第四次于宣德六年（1431）随郑和等往诸番国，凡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等二十国，至宣德八年（1433）回京。费信与马欢一样，身兼通事、教喻两职。在这四次下西洋途中，他不辞辛劳，细心观察，把途中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一一记下，写下了《星槎胜览》，约成书于正统元年（1436）。

　　《星槎胜览》分前后两集。

　　前集所记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宾童龙国（今越南南部）、灵山（今越南中部）、昆仑山（今越南昆仑岛）、交栏山（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刺加国（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九洲山（今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苏门答剌国、花面国（今苏门答腊北部）、龙牙犀角、龙涎屿（今苏门答腊西北海面的布腊斯岛）、翠兰屿（今尼科巴群岛中的大尼科巴岛）、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小喃国（今印度奎隆）、柯枝国（今印度柯钦）、古里国（今印度科泽科德）、忽鲁谟斯国（今伊朗阿巴斯附近）、刺撒国（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为费信所亲历。

　　后集所记真腊国（今柬埔寨）、东西竺（今马来西亚的奥尔岛）、淡洋、龙牙门、龙牙善提（今马来西亚的凌加卫岛）、吉里地闷（今帝汶岛）、彭坑（今属马来西亚）、琉球国、三岛（今菲律宾群岛）、麻逸国、假里马丁国（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重迦逻、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苏禄国（今菲律宾南部诸岛）、大喃国、阿丹国（今亚丁）、佐法儿国（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竹步国（今索马里的准博）、木骨都束国（今索马里摩加迪沙）、溜洋国（今马尔代夫）、卜剌哇国（今索马里的布腊瓦）、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阿鲁国（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后集中所记国家和地区，作者并未亲身到过，而是采辑旧说传闻而成。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费信《星槎胜览》所记各国，凡马欢《瀛涯胜览》有的，其内容之详细和重要性都不及《瀛涯胜览》。笔者认为，《星槎胜览》所记尽管比《瀛涯胜览》简略，但并不是没有价值。比如首篇《占城国》，费信所写比马欢撰写少了600多字，不如马欢那样全面细致，但也有马欢笔力不到之处。比如马欢笔下的国王（费信叫酋长）的穿戴及出行，仅写到：“头戴金锻三山玲珑花冠，如中国副净者所戴之样。身穿五色线细花番布长衣，下围色丝手巾。跣足，出入骑象，或乘小车，以二黄牛前拽而行。”而费信在这一点上不仅具体些，还写了其奉明朝为“天”的恭谨态度：“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妆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馀，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捶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对该国的历法，马欢写：“其日月之定无闰月，但十二月为一年，昼夜分为十更，用鼓打记。四时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费信则写：“月日之定，但看月生为初，月晦为满，如此十次盈亏为一岁，昼夜以善鼓十更为法。”而费信作品中涉及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却是马欢笔下没有的：“酋长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见月则饮酒歌舞为美”，“一国之食，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

　　由此可见，《星槎胜览》与《瀛涯胜览》相同的内容，是作者费信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对后者的补充。何况，《瀛涯胜览》所记录的国家只有20个，而《星槎胜览》则有44个。特别是《星槎胜览》较翔实地记载了郑和使团首次访问的几个非洲国家的基本状况，为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品所没有的。费信还对郑和使团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因此，《星槎胜览》在史料价值方面，虽逊于《瀛涯胜览》，但也是相当珍贵、不可或缺的。

　　《西洋番国志》的作者巩珍，号养素生，应天府（今南京）人。巩珍少年时代就常听人们传颂郑和下西洋的盛事，他还曾几次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下关江边迎接郑和船队。成年后当兵，明宣德六年（143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被提拔为总制之幕（相当于秘书）随郑和下西洋，先后访问了占城、爪畦、旧港、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及忽鲁漠斯等二十余个国家。1433年7月返乡，1434年著《西洋番国志》一书，对郑和船队所经过的二十个国家的山川形势、人物风俗、物产气候等，都一一作了忠实而详尽的记录。

　　三位作者中，巩珍参与下西洋的次数最少，时间也最晚，但《西洋番国志》成书却最早。同时，巩珍也是三位中唯一不通外语的。他对这些国家民风民俗的了解，是依赖于通事（很可能是马欢）的翻译记录，如他在《自序》所说：“汉语番言，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所以，《西洋番国志》译名等与《瀛涯胜览》一样，先后次序和文字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文笔好一些，前人评价它“叙事详核，行文瞻雅”。如首篇《占城国》，字数、内容、描述次序都与《瀛涯胜览》基本一致。

　　明代长篇通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自鲁迅开始，定义为“神魔小说”，之后的研究者也都认同这个分类。小说展开的故事情节是佛界长老金碧峰与各种妖魔鬼怪斗智斗法，护佑郑和大军一路西行，立下丰功伟绩。不过，倘若视此书为游记小说，划分到旅游文学类别里，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史实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线索。罗懋登写作此书时，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他自然无法亲身参与。时代和个人条件所限，他也不可能重走一遍“郑和路”，以获取素材和灵感。他写作此书的基础素材，即郑和下西洋的事迹，以鲁迅先生的研究，除《明史》略有记载外，还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书可本。

　　根据向达《论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文，罗懋登的《西洋记》所述外国诸事之以《瀛涯胜览》为主要材料，“大半根据《瀛涯胜览》演述而成”。而赵景深在《附录三·三宝太监西洋记》中则说：“其实主要材料不仅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也是《西洋记》所根据的。因为《瀛涯》所载仅二十国，而《星槎》却有四十个地方，比《瀛涯》要多一倍。《西洋记》讲到灵山、昆仑山、重迦罗、吉里地闷、麻逸冻、彭坑、东西竺、龙牙加貌、九州山、卜刺哇、竹步、木骨都束等处，便都是根据《星槎》的，因为这十余处地方均为《瀛涯》所不载。”两位学者都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西洋记》与《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之间的关系。不过，篇幅最长的《瀛涯胜览》也只有22000字，而《西洋记》则有近80万，两本亲历的笔记只构成了小说故事发展的线索。故事本身，所采其他的资料还很多，有文人记载，也有民间传说，甚至还有“袭取”《西游记》、《封神榜》的情节内容。

　　尽管如此，若是没有这三本游记，仍然不可能有《西洋记》今天的面貌。三本游记开启了作者罗懋登的思维，是其创作灵感生发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