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的悲悯救赎

　　摘要：台湾20世纪50、60年代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巨变为乡土文学的崛起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土壤。其中“乡下人进城”成为众多作家考察现代化语境下城乡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点。黄春明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记录了众多进城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心路历程，发掘了他们身上传统的人性闪光点，也对其固有的国民劣根性进行嘲讽与批判。黄春明通过这类写作，以期达到对台湾后现代性进程中城与乡、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饱含着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的救赎意识。

　　关键词：黄春明；乡下人进城；救赎意识

　　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4）1-0034-05

　　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正经历着一场迈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巨变，即由传统的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由农业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相比较而言，台湾的社会经济转型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对于西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基础上的历时百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台湾的现代化转型却打着典型的“东方”印记，是在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基础上，在“外援”的协助下，凭借自上而下的政策法令强制催生的，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强扭的瓜并不甜，快速而急促的经济突变势必带来巨大的社会突转，给人们传统的稳固的社会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带来全面的瓦解与颠覆。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如病毒般扩散全岛，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下悄然感染与篡改着古老的民族编码，给人们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带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资本主义工商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造成城市对农村的大肆掠夺与侵占，迫使大量农民纷纷流人城镇，寄居在新兴工商业的最底层。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却立刻陷入城市的圈套，从此开’始了无根的漂泊。他们怀揣着现代化的梦想，却随时面临失业的困境。更为痛苦的是他们身上所浸染的传统小农价值观又与以消费为动力的工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永远是异乡的“他者”。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他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被压榨迫害而并不自知，想改善生活状况而没有途径，想奋起反抗却找不着对象，只能在时代的潮流中被侵蚀埋没。

　　因此，“乡下人进城”是最能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明与个体生命矛盾冲突进而准确把握历史变迁的社会现象之一。这一社会阵痛为台湾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素材，也为台湾乡土小说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文学土壤。其中，黄春明正是这一时期这类写作的杰出代表，他以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记录了众多进城乡下人的生存困境与心路历程，描写了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人格自证的努力，发掘他们身上传统的人性闪光点，也对其固有的国民劣根性进行嘲讽与批判。黄春明通过这类写作，以期达到对台湾后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城与乡、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饱含着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的救赎意识，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个性。

　　一

　　黄春明以“关心人”与“关心社会”的文学理想踏上文坛，以“乡下人进城”为视角描写进城小人物在生存重压下的生与死、爱与恨，从而达到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反思。黄春明的这类书写既有对现代性的象征性诠释，又有对进城乡下人生存困境的真实性描写。

　　小说《鱼》即为一篇颇具象征与寓言性质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乡下朴实的老农民希望在城镇当学徒的孙子回来时带一条鱼，而孙子阿仓在返乡的途中将鱼遗失，沿途寻找时才发现鱼已被汽车压得稀烂。灰心丧气的阿仓回家后向祖父百般解释，而祖孙二人相互的安慰与证明更增加了彼此的不信任，最终祖孙间爆发了冲突，原本亲近和谐的祖孙关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在这里，鱼作为都市与现代化的象征，并没有给二人带来幸福，反而让原本和谐的乡村家庭关系产生了破裂，也暗含在现代文明介入下城乡关系的不可调和。进一步思考还可以发现，带鱼返乡的意念寄托了祖孙二人的全部希望，鱼的丢失造成了二人的失望，而一场因鱼引发的冲突更造成了祖孙二人近于虚妄的悲凉。这种由希望到失望而近于虚妄的情绪正应和了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切身体验。在这里，黄春明并没有直接描写现代化带给进城乡下人的困境，而是着眼于家庭关系，对现代化进行寓言式的观照，而使其质疑与思考带有哲理化的色彩，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历史穿透性。

　　如果说黄春明对现代化进程与城乡关系的思考在《鱼》中还是一种象征与寓言的话，那么在《两个油漆匠》中，黄春明则细致地描写了社会转型期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镇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既表现为物质的极度贫乏，更在于对其寄于都市漂泊无依的异在感与身份认同的精神焦虑。小说中阿力与猴子坚决地离开故乡，满怀希望的进入城市，而城市并没有以热情的姿态迎接二人，他们立刻被踏在城市的最底层，做着十分危险却收入菲薄的油漆匠工作。物质上的贫困犹可忍受，而精神上的贫瘠却让二人无法承受。在家乡人眼中，他们已然是现代的城市人，家乡的村长甚至还求二人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份工作，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他们永远与城市绝缘，是城市人眼中的“他者”。他们既无法返乡，也不能融入都市，是被城市与乡村双重抛弃的角色，只能在城乡的夹缝中默默承受着被抛弃的孤寂。而正当无法释怀的他们爬上楼顶聊天互慰时，却被当作自杀者看待。在众多看似热心负责实则冷漠无聊的警察、记者、看客的“围攻”下，二人新愁旧怨齐爆发。猴子一时心理失衡，竞失足从楼上摔下，而此时周围响起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拍照的声音。黄春明以讽刺的笔调揭示了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冷漠与荒芜，猴子的悲哀正是这个被现代文明所异化的都市造成的。此外，黄春明注意到现代文明对个人主体精神的消解作用，描写了二人在劳动过程中自我存在感的丧失：他们被吊在十七层的高楼绘制广告中女明星的乳房，尽管如此努力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真叫人糊涂，叫人苦恼。画了几天愈画愈糊涂，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文中多次刻画了二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苦恼，这正是现代文明侵占中个人主体精神迷失的真实写照。现代社会过于复杂的生产关系、经济链条与专业化的生产方式给人以巨大的生存压迫感，导致人类对自身与生产对象的主客体关系产生怀疑，进而上升至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困惑。广告中的乳房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正对二人的主体精神进行着侵蚀与瓦解，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猴子在劳动中一直不自觉地唱着家乡古老的东部民谣也显示了其乡下人的身份认同，渴望通过古老的传统文明积淀找回自我，对抗现代文明对自身的精神戕害。这也是黄春明给出的救赎设想。

　　二

　　黄春明在书写进城小人物时，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他认识到这些小人物命运的悲剧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某个人造成的，他们的悲剧是社会与时代的悲剧，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黄春明借助这种历史的更迁造成的人物困境来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追求，既发掘了他们继承传统的人性闪光点，又对其在工商业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的劣根性进行不同程度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