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的悲悯救赎(2)

　　纵观黄春明60、70年代的创作可以发现，他笔下流入城镇的小人物都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入侵农村后第一批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他们虽然失去与土地的联系，但身上依然继承了传统的美德，有着“青番公精神”的延续。黄春明对他们人性闪光点的发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善良的天性与顽强的生命力；二是人格自证的努力。就前者而言，黄春明笔下的进城小人物虽然身处于城镇的底层，毫无生产资料，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怀抱希望，在困顿中努力经营自己的命运，以他们忍辱负重的坚韧展现了传统家庭观念与道德坚守，有时在生存的重压下虽然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但依然保持着他们淳朴善良的天性。

　　《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在伏暑天穿着厚厚的奇异服装从事着人人都视为怪物的广告行业，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默默忍受着精神的自虐。在他泪水与汗水的满面横流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生存的辛酸与庄严，而坤树夫妻二人在龃龉后的相互自责与体谅也如黑暗中的烛火，给生活前进的希望。《锣》中的憨钦仔因为扩音器的存在而失业，虽然在生活的逼迫下做出了让人可笑又可气的举动，但是其天性依然淳朴善良，其在杂货店老板仁寿极具人格侮辱的逼债下依然忍气吞声、告好求饶显示了他对“欠债还钱”这一约定俗成集体观念的恪守，生活的贫困并没有泯灭他的传统价值观念。他在极度的贫困中回想起昔日打锣帮助别人找到孩子后的荣耀也显示了他极为希望为社会做些事情从而得到人们尊重的愿望。

　　黄春明对进城小人物人性闪光点发掘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们自尊、自爱、渴望获得认同的人格理想上。他们虽处于社会的底层，却努力向他人与社会寻求尊严与价值的确认，彰显出不容忽视的道德力量。从《鱼》中的阿苍在弄丢了鱼后对祖父纠缠不休地近乎自虐地解释与申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重守承诺的品格、尽孝道的急迫以及渴望得到祖父认同的内心焦灼。《看海的日子》中的妓女白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依然受到男性的歧视与嘲弄，她在男权社会中苦苦寻求做人的尊严。白梅在一次与昔日姐妹的重逢中认识到，一个女人，只有成为母亲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下定决心的她毅然返乡产子，在分娩的痛楚中感受到涅槃后的新生。白梅的抉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妓女“从良”成为正常的“女人”，而是着眼于彻底的自我拯救，成为一个傲然挺立的“人”存在于社会之中。白梅在自我人格确立的历程中展示了动人心魄的人性力量。

　　无论是跳楼的猴子、失业的憨钦仔或是妓女白梅，核心期刊他们的悲剧是社会与时代的悲剧，黄春明以“小人物的代言人”身份深入这些小人物的内心，发掘他们如水般善良的天性，向社会传达出他们卑微而庄严的人格追求，从而发出对这个不公正社会的呐喊。

　　三

　　童年记忆形成的“故乡情结”使黄春明对古朴、纯美的传统文明有着深深的认同，对传统道德与民族精神有着无比的眷恋。黄春明看到这些进城乡下人身上所延续的传统美德，对他们的人性闪光点进行肯定与赞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黄春明并不是一味地固守传统农业文明，他在肯定这些进城乡下人淳朴天性的同时，也对其在工商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暴露的劣根性进行不同程度的嘲讽与批判。

　　《锣》中的憨钦仔失业后衣食无着，虽然混迹于棺材铺对面的“罗汉脚”队伍中像个乞丐一样生活，却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再三强调自己的乞讨只是“暂时的”。他时时处在对昔日滋润的打锣生活的回忆中，不愿意直面现实，脚踏实地地思考自身的处境，在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中昏昏度日，浑然一个“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孔乙己形象。黄春明通过憨钦仔的形象对国民性中的逃避现实、“死要面子活受罪”等因素进行嘲讽。《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在极度困窘的生活中，面对妓女的挑逗，表面上无动于衷，内心中却暗想着“要是有了钱我一定要”。这正是不思进取，有钱便要花天酒地的败家心态。《苹果的滋味》中江阿发的妻子与女儿从美国医院的卫生间出来便不约而同地把卫生间的厕纸藏在身上带出来。这也是国民性中爱贪小便宜的真实写照。

　　黄春明在对小人物的这些缺陷进行暴露与嘲讽时，看到了时代与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无形枷锁，看到了他们暴露这些弱点时的身不由己，因此，是怀着同情与怜悯的，批判的色彩并不浓烈，不若鲁迅笔刀的犀利与刻薄。颇有些叶圣陶“讽他一下”的神韵。而黄春明批判力度最强的国民劣根性则是媚外思想的泛滥。

　　台湾5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美国、日本的扶植下进行的。台湾在经济上大量引进美日资本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也出现严重附庸西方的倾向。一时间，岛内崇洋媚外之风盛行，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透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消解着原本稳固的民族认同感。台湾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残酷掠夺后又重新陷入了新殖民主义的危机。民族意识强烈的黄春明对这一问题有着客观而清醒的认识，他通过笔下的进城小人物表达对新殖民主义问题的忧虑。

　　主人公江阿发在《癣》中还是乡下一个全家生癣、无钱买药的贫困农民，而在《苹果的滋味》中，进城的江阿发交上了“好运气”。他在上工地的雨天被一辆美国汽车撞断了双腿，美方出于政治的考虑采取了一系列安抚的措施。于是江阿发住上了“天堂般的”美国医院，得到了一大笔生活费，女儿还得以去美国读书，全家也吃上了“一个抵得上四斤米”的苹果。江阿发用宝贵的双腿换来了近乎施舍般的补偿。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竟感觉给别人添了麻烦一般，感激涕零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而工友与警察也一致认为江阿发因祸得福，交上好运了。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岛内普遍的崇洋媚外的奴化意识，有着一定的政治映射。黄春明对这一悲剧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有着强烈的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