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小说叙事中“父权”主题的颠覆与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父权"文明为中心根基的，"父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秩序、传统、历史的符号所指。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维系其整体存在的超稳定的结构形态，建构了一系列"父权"制社会规则、秩序和价值准则。即使在当代中国，"父权"意识也是深入中国人潜意识的重要结构之一。文学创作中的"父权"主题是对父权制文明的一种知性的艺术沉思，是一种以平视的姿态对某类先验的秩序性存在和现实中的对应性存在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意味的观照和审度。中国当代小说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父权"体系的最有效的符号载体，其创作在经历了建国初二十七年的父权主题的极度扩张，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为明确的历史目标，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更为坚定，个人的经验及其"力比多"愿望被排出了小说写作领域。小说叙事中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展开了一幅又一幅壮丽的画卷，如"三红一创"和红色传奇，出现了一个"父权"主题展现的繁荣景象，强大的"父权"历史想象变成了小说叙事的一种习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系的形成，小说创作在继承由"父权"主题的基本路向上，走向"审父""渎父""狎父"等颠覆"父权"主题的创作路向。到了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家们逐渐又树立起"父权"主题的大旗，对"父权"主题重新建构。这样，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的"父权"主题就形成了颠覆与重构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一是人们只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对"父权"主题加以拒绝，而没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二是人们以为抛弃了"父权"的意识形态外衣就可解决问题，而没有思考它在现代性美学意义上的一种更为内在的和深刻的作用；三是它导致了人们对当下小说叙事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以被人们意识到了的以"父权"意识形态领域的超量写作为标准的；四是当代小说家们的表达依然是一种迷恋完整性和整体性的现代性美学范式，以表达"父权"主题为荣耀。由此，当代小说叙事在"父权"主题上就形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张力状态，一方面在逃离甚至颠覆"父权"主题叙事，一方面又渴望重新建构"父权"主题叙事。本文试图论述改革开放后小说叙事如何颠覆和重新建构"父权"主题，描述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父权"主题的历史变异线索和结构，揭示当代小说叙事的中"父权"主题的美学范式的意义与有限性。

　　一、"父权"主题范式的延续与颠覆：继承中的变革

　　在19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秉承了二十七年小说"父权"主题的美学范式，其"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其"父权"主题意义是共通的。像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就是在"拨乱反正"的纲领下展开反思，再次设想一个纯正的"父权"历史。这种历史的恢复只是一种叙事话语的恢复，只是在想象中完成了一种历史的清除和建构，它只能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实践的结果。1980年代整个上半期的小说创作实践，其美学范式并没有超出建国初二十七年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路向，它是在"人性论"和"真实性"上有所开掘，但这只是一种"父权"主题的修复，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开端。像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戴厚英的《人啊，人！》、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尽管有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但与反思"文革"的时代纲领相一致，创作观念与美学范式表现出清晰的现实主义特征，其思考的主题及其方式仍然是二十七年小说"父权"制意识形态主题的承继，是"父权"主题的再一次张扬。

　　到了1980年代中期，王蒙系列小说的出现，为当代小说"父权"主题的颠覆开了先河。《蝴蝶》中秋文对张思远的拒绝，成为女性对"父权"的一次抗拒；《春之声》是对"父权"的一次拷问；《夜的眼》中关于民主与羊腿的假模假样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论辩，是对"父权"的一次黑色幽默；尤其是对《布礼》中叫钟亦诚的许多怀疑，是对"父权"的又一次质疑。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对"父权"文化的怀疑，有着明显的个人意向，使当代小说的"父权"主题转向了思想性的主题，体现出王蒙以至于其后一大批小说家对"父权"主题的颠覆和解构。《活动变人形》，就是颠覆"父权"主题的杰作，整部作品乃是一种深沉的审父意识的发挥。王蒙在记录倪吾诚这个失败父亲"活动变人形"的状态时，父与子、历史与现实往往交错重叠，审父者不知不觉走进了被审视者的视野，对父亲的审度不得不经常转化为对自身相似甚至相同命运的感喟，因而具有了文化转喻和文学比拟上的宽泛所指，成为了颠覆"父权"主题的典范性作品。随后出现的"现代派"小说和"寻根"小说中，小说叙事主题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主题的分离，成为当代小说叙事的一个转折点。小说叙事不再是经典现实主义规范下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本质规律"的体现，不再是"父权"控制下国家主义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阐发，而是融入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意向性。对于198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从"父权"主题规范转向对"父权"本质的批判性思考，尽管在小说叙事结构和修辞方式方法上依然带有建国初二十七年小说叙事的"父权"制国家主义宏大叙事的印记，但其叙事视角和思想出发点都具有了作家的个人色彩。像张炜的《古船》，张承志的《金牧场》，铁凝的《玫瑰门》，贾平凹的《浮躁》，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这些作品中作家对"父权"主题的思考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向，表现出对经典现实主义"父权"权威的质疑，表达了底层社会的个人情感，因而也就形成了当代小说叙事对"父权"主题的颠覆。

　　因此，1980年代小说叙事总体上表现为一方面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主题的延续，另一方面表现为面向底层或个人情感体验的大众化语言狂欢和小说叙事形式上的去经典化实验，形成对经典现实主义"父权"主题创作路向的拆解。所以，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充分活跃1980年代，小说叙事在总体上符合"父权"制权威意识形态规定的创作主题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一部分小说创作开始降低"父权"主题的内容，转向了小说创作主体的主体性意向的思想意蕴，因而也就转向了1990年代对于"父权"主题的全面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