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清代刑名幕友(2)

　　清代幕友是私人性质的官僚顾问，名虽佐理实则主管，集僚、师、宾三种角色为一体，对官员保官升职、消灾避害至关重要[9]。正如清代幕友陈天锡所言，幕友对于主官，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因此，幕友无官之责，而有官之权，被主官尊为西宾、西席，礼遇有加。官贵如曾国藩者，用餐也必待幕友到齐方才开席[10]。同时，幕友可以从所佐之官处得到高额“束修”（薪俸）据陶正清《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言：“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请幕宾，若浙江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就中所优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另据瞿同祖所言，在1790 年州县的刑名幕友年收为260两，比清初一品官的年俸180两，以下各品递减25两左右，九品仅为33两的官俸要高许多。 ，反映出幕友阶层在官府中的特殊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幕友的社会地位和官员仍有天壤之别，所为之事均为他人作嫁衣裳，是读书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之路。入幕者有一般的读书人， 也有举人、进士，甚至翰林， 还有学者名流和闲散、致仕、失意的官员以及落魄贵青、抄青、破产商人等[11]，总体上以知识分子为主，从事幕业主要是为衣食所逼。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 “读书不成， 始习幕。”清代幕友龚未斋说：“所谓幕者， 乃家无负郭之田， 而有兄弟之养， 寂水无资， 擅粥不继， 读书无成，困穷之至， 不得已而以幕救贫也。”清代笔记小说《客窗闲话》的作者吴炽昌， 原本专心科举， 终因贫困所逼， 只好“谢制举， 专读律”， 去做刑名幕友。绍兴府萧山县人沈吟樵也是“以亲老家贫， 谋薪水急， 遂弃书读律， 客皖江习申韩业”。“读书不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 [11]79，折射出幕友的无奈和凄凉。
　　入仕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复杂的人生经历，使刑名幕友给世人以行事苛刻、圆滑世故的不良形象。周作人曾说，绍兴师爷“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汪辉祖也谈到，“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十无二三。”[12]民间戏剧、故事、谚语中，刑名幕友几乎清一色以反面角色出现，被认为是有损阳寿、断子绝孙的阴鸷行当，这是对部分刑名幕友严刑竣法、陷害无辜、结党营私的直观反映。
　　三、刑名幕友的办案特点刑名幕友受有清一代社会制度、所受教育、民情世俗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练，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独特办案方式，首重依律办案，但也崇尚引经决狱；追求仁恕宽厚，行事却多诡谲奸诈；推许证据采信定案，又往往按需剪裁适用。
　　（一）首重依律办案
　　清朝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首先根据法律和典章制度来处理法律事务，是对刑名幕友的基本要求。名幕汪辉祖认为，“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清代刑名幕友王又槐说道：“幕友办案，全部律例不可不熟筹于胸中。”清代一位刑名幕友也称：“今之刑名家，读律令、校案牍、草狱词而已。或以律就事，或以事就律，原其犯法之心，以神明于立法之意，而使死生轻重得其平。”[13]刑名幕友办案以律例为准，并吃透律文精神要义，才会做到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即“律之为书，各条俱有精蕴，仕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12]56
　　同时，一些刑名幕友还认为依律办案之要义要求慎用成案。清代成案和律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成案相比律例繁杂混乱，现实案情又千差万别，如照猫画虎、牵强附会，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清代幕友张廷骧认为“徒读律而不知办案，恐死于句下，未能运用；徒办案而不知读律，恐只袭腔调，莫辨由来。”[14]他在《赘言十则》中将律例比做“古方本草”，办案如“临症行医”，强调“仅以一二成案为式，于全部律例置之不讲，则无源之水，其涸可待”。汪辉祖也称“成案如程墨”，程墨指书肆中编纂的科考时文，他认为办案依成案不依律例，如同士子有了程墨就丢开经书一样舍本逐末，因此判案应以律例精神为准，不能循成案为用。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说道：“勿轻引成案。成案如成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可知情状既明，自有一律一例适当其罪。何必取成案，而依样葫芦耶？苟必成案是循，不免将就。增减毫厘，千里误事匪轻。”
　　（二）崇尚引经决狱
　　刑名幕友大多为“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以治生”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卷五载：“吾越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以治生，皆迁而之幕，以幕与儒近也。” 者，熟读四书五经，信奉礼教经典。在刑名幕友看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载宋代理宗时的通判范西堂判词。 ；“天下事无论矩细，大端不外情理时势四字，苟知准情酌理，审时度势，自无往而不利矣。”参见：（清）王又槐，佚名.刑幕要略[M]1998：121. “引经决狱”这一儒家的司法审判传统在刑名幕友判案中得以完全的继承发扬。名幕张廷骧把习幕者分为三等，“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者，上也。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者，次也。人品不苟，例案熟练而笔墨稍逊者，又次也。”[14]24娴熟运用儒家经典和道义精神判案被认为是刑名幕友的最高境界。
　　名幕汪辉祖就以儒家经典审判疑难案件而获得广泛声誉。比如，浙江乌程县曾有继承一案，冯氏因本宗无可序继，自抚姑孙为后，比卒，同姓不宗之冯氏出而争继。汪辉祖以宋儒陈淳《北溪字义》“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15]绝其争端。江苏长洲县妇周张氏，家富但年十九岁而丧夫，遗腹子继郎十八岁时，突然病死。族人以继郎未娶为由，欲为张氏之夫选继子，而张氏欲为继郎立嗣。辗转讦讼，前令皆批房族公议，历十八年未结。汪辉祖认为，张氏欲为立嗣实近人情，因此准按周张氏意立嗣。汪辉祖认为，族谓“继郎未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儿”未见经典，而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礼有明文，殇果无继，谁为之后？律所未备，可通于礼，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
对刑名幕友来说，引经决狱只是手段，发扬儒家人情伦常才是目的。张廷骧说：“幕虽小道，非洞达世情，周知利弊，焉能出而佐人。”[14]26清代州县一级有权裁断的案件多系田土、钱债、婚姻、继承方面的纠纷，处置不当即轻者累讼，重者伤于教化[16]。故而，刑名幕友既要依据法律，又绝不能拘泥于律例条文与字句之间；既要明辨是非，又绝不能呆板不近人情。以经决狱，变通裁判，是追求天理、国法、人情于一体，以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深层次的“道”之要求。
　　（三）追求仁恕宽厚
　　在刑名幕友眼中，“从宽治罪”是“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是儒家“仁恕”思想的体现。汪辉祖认为，求生“实千古法家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只在片言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万枫江、张廷骧、王又槐等名幕也都再三强调办案要从宽治狱，“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参见：（清）万枫江《幕学举要》、张廷骧《赘言十则》、王又槐《办案要略》。 谚云：“堂上一点珠，民间千点血”，判案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更现实的原因还有出于对鬼神恶报的畏惧和因果循环的深信，导致刑名师爷对为“恶”三思而后行，愿以犯人为出发点着想，期为自己积德、为子孙造福。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不惜笔墨，强调要以从宽治狱为审判原则，并罗列了一批因此得到善报的名幕，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汪辉祖在《佐治名言》末尾写道：“学者诚能读其书，志其志，一动念务在慈祥，一启齿务存忠厚，一下笔务皆慎重，久之纯熟，习若性成。人之修积既深，天之报施必厚，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富寿贵盛，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但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造成置国法于不顾，庇护罪犯、开脱罪责，营私舞弊、枉法擅断。因此也有幕友谆谆告诫为幕者切勿出入人罪以求福报。方大湜在《平平言》一书中称“死者不可复生，爰书之所以不遽定者，乃慎重民命之意，非故出入人罪，救生不救死者也，朱子曰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有罪者幸免，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
　　（四）推许证据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