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闲适诗新探

摘 要： 姚合在闲适诗中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却并没有因此而反感仕途本身。姚合的“吏隐”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于是，诗酒娱情就成为必然的审美途径。姚合的闲适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姚合 闲适诗 吏隐
　　姚合是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唐才子传·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1]124姚合的闲适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影响。蒋寅以武功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姚合闲适诗表达“吏隐”观念的诗史意义；周衡则通过姚合的闲适诗梳理了“吏隐”观念的发展过程①。
　　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闲适诗为基础探讨姚合的“吏隐”观念，对闲适诗本身的关注则颇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姚合闲适诗的实质，对“吏隐”观念进行全新解释，在此基础上揭示姚合闲适诗在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
　　元和十五年，姚合任武功主簿，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等闲适诗，《瀛奎律髓》：“姚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与贾岛同时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门。”[2]340以姚武功而得名，可见，武功主簿期间的诗歌创作对于姚合的意义之深远。事实上，姚合这一时期的闲适诗已经基本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后来发展难以偏离的基调。
　　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其十五》：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其二十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主簿是唐代最基层的官员，处理的都是政务琐事，而且，武功是京兆下属的畿县，地近长安，所以，深受约束，主簿也难以得闲，于是，姚合时常自称小吏，极言繁忙，《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勝。《其三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可见，因为政务琐事缠身，姚合几乎已经没有为政一方的积极思想，只是感慨于自己难以摆脱劳碌。
　　但是，姚合并没有因此对自己卑微的职位本身产生反感，更没有对现实进行抨击，《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很明显，远离长安的武功县对于姚合而言反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获得隐逸乐趣的场所，实际上，在清幽的武功县悠然自得地隐逸就是姚合武功闲适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其二》：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清虚。《其十三》：岐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同官数相引，下马上西坡。《其二十二》：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姚合将自己的窘境归因于不谙政务的个性，《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这样的个性让本来应该闲适的状态变得难得，强烈的厌倦感和隐逸的闲适感在武功闲适诗中同时出现恰恰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因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而渴望闲适，同时，难得的闲适之后又反过来让厌倦感更加强烈。而且，虽然强烈厌倦政务琐事，但是姚合并没有脱离仕途的真正意愿，《其十四》：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这样其实是姚合积极入仕思想的自然延续，《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当时姚合尚在魏博节度使幕府，可见，姚合并不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还有豪迈的一面。面对故人的得路和自己的寂寞，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不甘，更不可能选择更加寂寞的隐逸。《罢武功县将入城二首》：乍抛衫笏觉身轻，依旧还称学道名。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妻儿尽怕为逋客，亲故相邀遣到城。无奈同官珍重意，几回临路却休行。青衫脱下便狂歌，薤栽莎劚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暂上著诗魔。亦知官罢贫还甚，且喜闲来睡得多。欲与九衢亲故别，明朝拄杖始经过。这是姚合离任武功县主簿时的心声，因为摆脱了政务琐事而一身轻松，但是，原先的闲适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消失，于是，“几回临路却休行”就顺理成章，这从侧面说明武功主簿任上的姚合真实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