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闲适诗新探(2)

　　正因为如此，诗酒娱情就成为姚合必然的审美途径。《其七》：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其八》：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其十八》：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其二十》：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惊禽时并起，闲客数相逢。旧国萧条思，青山隔几重。诗酒为姚合营造出一个与清幽的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审美空间，从而让姚合的身心能够和难以摆脱的政务琐事拉开距离，获得片刻的闲适感。
　　二
　　蒋寅认为姚合“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云云，这很值得商榷[3]28，29。
　　事实上，在不愿脱离仕途的基本前提下，耽诗恰恰是姚合在武功县主簿任上所保持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引而申之，是姚合热衷功名的曲折表现，并延续到了金州、杭州刺史任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这与武功县主簿任上何其相似，区别在于政务琐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厌倦感随之而消退，虽然也难以真正轻松，但是，至少闲适感已经不再难得，这时的姚合其实是在更加开阔的自然环境中隐逸，因为心境的开阔而有自然环境的开阔，《杭州官舍偶书》：钱塘刺史漫题诗，贫褊无恩懦少威。春尽酒杯花影在，潮回画槛水声微，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姚合并不是在自嘲吏治的不足，恰恰相反，是在表达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状态，仕途与隐逸的结合，所谓的“吏隐”，就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七言二首》：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蘋风。“无术理人人自理”与“太守吟诗人自理”一为自述，一为溢美，两者都是姚合“吏隐”的理想状态。
三
　　安史之乱后，政治局势动荡，以吏治之才见长的官员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出任宰相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容斋随笔·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缘以度支，魏扶、魏謩、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4]388
　　如果说玄宗朝宇文融等人受到重用是因为玄宗“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的话，那么，安史之乱后，第五琦等人受到重用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原因，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5]20处理实际政事特别是财政之事的能力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唐代后期越来越多的财政官员能够任宰相，从而形成洪迈所说的“用计臣为相”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唐代贤能标准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吏能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的认同。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于难以脱离仕途的士人而言，吏治之才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居易《别州名》：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当时的白居易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杭州刺史任上寄情诗酒，心生“中隐”，但是，还是为自己在杭州的政绩而自豪。执此而论，对于姚合而言，政务琐事已经难以否定，所以，“吏隐”是最明智的选择，闲适诗本身就是“吏隐”的表现。无论是白居易的“中隐”还是姚合的“吏隐”，代表的都是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