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语境下的民俗文化创新

　　摘要：能否主动纳入文化产业的世界潮流与国家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民俗文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就当前民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而言，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一是超越“乡土情结”，理顺“城乡关系”。二是超越“功利目的”，回归“创意本体”。真正理想的文化产业决不是以投资数量、拆迁面积、空间规模以及项目收益来计算的，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社会已有的物质条件，通过最少的投资和最少的工程体量，主要是在对象的形式和外观上动脑筋、做文章，这也是衡量有无创意以及创意才能高下的真正尺度。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民俗文化；艺术形式；创新
　　在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如同一轮旭日横空出世，给经济前景一片茫然的人类带来希望。特别是中国政府在2009年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最直接的生产对象之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2006年4月正式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六种类型。引申言之，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划入民俗文化的范围或与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战略对民俗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由此可知，能否主动纳入文化产业的世界潮流与国家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民俗文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首先，这是由人类生产方式在当今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决定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与其传统形态的巨大差异已被很多学者意识到并进行研究。但要考察当代社会与文明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仍需要回到作为其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上。从生产方式上看，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先进性的生产力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和强劲发展。众所周知，文化产业又可译为“文化工业”。之所以加上“文化”这个限定词，除了与传统的工业概念和形态区别开来，还意味着文化产业与现代工业体系在生产对象和生产主体两方面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具体说来，在生产对象上，与以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现代工业和制造业不同，源自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资源成为社会生产的直接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精神生产不创造物质财富”的传统观念。
　　在生产主体上，与现代工业主要依靠主体的理性机能与形式（其高端表现为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低端则表现为产业工人的熟练技术操作）不同，在1998年英国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指出：“所谓创意产业，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无论是其在客观上所依赖的人类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文化资源，还是在主观上所借助的个体在其内在生命活动中不断演化与充实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工业文明在社会生产上所形成的模式与性质，使原本与经济生产、现实功利、剩余价值等关系相对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文化生产（如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敌视”等）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
　　一言以蔽之，在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中，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与金钱、利润、剩余价值等无关”的精神生产方式，使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成为积累国民财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与可持续的重要战略手段。
　　其次，这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生存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决定的。
　　坦率而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实在令人堪忧，一方面是生计维艰，甚至朝不保夕。以地方剧种为例，据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完成的《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我国现存剧种仅267个，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相比，减少了100多个。同时，许多地方剧种正在走向消亡。如戏剧大省山西1983年有49个戏曲剧种，20年后存活的剧种仅剩28个，平均每年消失一个。其中不乏历史悠久、文化价值很高的剧种，如形成于宋金时期，流传于晋、冀、内蒙、陕的赛戏，如形成于宋代，流传于上党地区的队戏。①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实力的孱弱。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