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语境下的民俗文化创新(2)

　　与之相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也开始成为全球性新兴产业。令很多人担忧和愤愤不平的是，中国正在成为西方的一个廉价的文化资源原产地和输出国，其自身无法保护与开发的许多独特文化资源，也一再成为西方文化生产获取“暴利”的对象。如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功夫熊猫》上映一周即获利4千万人民币。要想真正改变中国非物质遗产的尴尬生存现状，当然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持续的探索与努力，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认清形势，并坚定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探索。从传统上看，在中国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活动，它们完全不同于“厌恶经济与实际事物”的士大夫精英文化②，从一开始就有程度不同的经济意识、经营色彩和营销模式，因而以民俗文化为先锋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可以说是有相当丰富的前期积累和实际经验。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当今文化市场背景下超越其“小本买卖”的传统形态，使民俗文化中潜在的经济与生产性质获得真正的解放。
　　再次，按照当代文化产业的规律与特点，推动民俗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相比，由于融合了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多重矛盾因素，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
　　就当前民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而言，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处理好：
　　一是超越“乡土情结”，理顺“城乡关系”。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因而很多民俗文化与活动都是乡土社会的产物。“但在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藏在深山无人问’的自然遗产，还是农村或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缺乏财力维护与保护的传统文化遗产，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既遍布着被恶性利用的风险，同时又充满巨大诱惑与吸引力的都市化（城市化）进程。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正如所谓的‘富在深山有远亲’，尽管自然与文化遗产在地理上可能存在于大自然或农业地区，但正是在文化消费与旅游等都市型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它们才从传统的门前冷落或无人问津状态中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与商业价值；二是只有集聚着巨大财富及更高文化产业化能力的大都市，才能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与展示平台，由此可知，无论是何种自然与文化遗产，在都市化进程中，它们与大都市的紧密联系早已超过了与故土的传统关系。”③其直接后果是原本产生于乡村的民俗文化与活动迅速成为一种城市经济文化现象，因而民俗文化的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其与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文化消费需求的关系④。
　　二是超越“功利目的”，回归“创意本体”。
　　受文化产业巨大利润的吸引和诱惑，各地推进文化产业的热情可以说持续走高。以2008年为例，如甘肃永靖县3000万元建黄河三峡孔子大殿，华亭县3000多万元建秦皇祭天文化广场三期工程，临洮县8000万元建老子文化园，深圳投资9亿元建设老子文化园，南京准备耗资7亿再造《红楼梦》中江宁织造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济宁提出的耗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⑤，还有全国各大城市挥斥巨资规划和兴建的各种“文化产业园区”，以及包括当下民俗文化产业中的“伪民俗”制造与过度贩卖民俗等，实际上都是严重有悖于文化产业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这是因为，以“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为主体基础，文化产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形式或审美外观”的再生产，其要义在于尽可能地减少对已成为人类文化符号的自然、历史、古建筑和生活方式的破坏和涂改，同时又能够运用个体天才的想象力、独特的创意和先进的设计手段，使对象完成自身“化腐朽为神奇”、“从遗忘和遮蔽中走向澄明和在场”的“化蝶”之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文化产业的最高目的。
　　在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千人一面”的“克隆症”。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厂的“批量生产”原则的进一步延伸，也可以理解为以“机械复制”为中心的后现代文化生产方式的现实反映。其深层恰是以高度雷同的“同质化”模式遮蔽了以民俗文化为主体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小传统”和“传统生活方式资产”，于是观众在每一个地方看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民俗文化旅游、民俗文化街区以及展演、游艺和纪念品等。
　　同时，另一方面，为了掩饰其在内容上实质性的贫困、机械与单调，这些文化产业只能乞灵于巨大的投资规模和泛滥成灾的商业广告。以“印象文化产业”为例，从投资6000万的《印象·刘三姐》开始，到投资分别为2亿、2.5亿、3.5亿的《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禅宗·少林》，尽管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但由于这在本质上属于“商业目的”扭曲了“创意本体”，特别是由于机械复制和商业批发淹没了作为文化产业最根本的个体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意，因而最终沦落为一种越来越疯狂的“烧钱”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