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

　　说到周作人，似乎很难用单一的身份来定位他，他既是著名的散文家、诗人、翻译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同时他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和兄长鲁迅同根异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他虽然不像鲁迅那样被喻为“民族魂”，占据着独有的政治地位，接受着国人至高无上的崇拜和敬仰，却依然不会被热爱文学的人们所遗忘。他的著作，在历经岁月尘封之后依然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熠熠生辉。最为后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散文了，周氏散文以平和冲淡著称，多数为闲话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苍蝇”，无所不谈，花鸟虫鱼在他的笔下都可以变得饶有兴味。
　　周作人生长于江南水乡绍兴，幼年在家乡的私塾里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拥有两千五百多年建城史的绍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舜帝励精图治使天下明德，勾践卧薪尝胆终一雪前耻；在这里，西施与范蠡的佳话千古流传，陆游与唐琬的绝恋令人叹息；在这里，王羲之与群贤曲水流觞，畅叙幽情，有感于死生无常。生于斯长于斯，稽山镜水滋养了他的温和与灵动，千年文明孕育了他的儒雅与超脱。在周氏的作品当中我们明显地可以感受到一种源自水乡的温润性情以及他骨子里对于故乡的深深怀恋。故乡一直根植于他的记忆中，流露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因此，读周氏散文，不可不懂他的故乡情结。
　　虽然在《故乡的野菜》中，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①乍一听似乎觉得他对于故乡绍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是笔者以为，此处可以理解为作者持有一种“泛故乡论”，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生活久了，难免会受到当地风土人情的影响与同化，并对这个地方的人和物产生情感上的依恋。除了从小生长的绍兴之外，周作人在东京、南京都居住了六年之久，后一直居于北京，所以于他而言，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生活的印记，见证着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在情感上自然可称得上是“故乡”。但是从周氏的作品中可发觉，这几处“故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绝不可能是与浙东水乡绍兴相提并论的。不然在文章后半部分就不会有“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的感慨，更不会有“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叹息。《故乡的野菜》全篇语言极为平淡，甚至颇有些科普小品的风格，但作者通过忆述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这三种充满浙东乡土风味的野菜，其实表现的是远在北方的游子对于故乡欲说还休的眷恋。平白朴素的言语背后，是化不开的浓浓乡愁。
　　同样，在《水乡怀旧》一文中，他提到“住在北京很久了，对于北方风土已经习惯，不再怀念南方的故乡了，有时候只是提起来与北京比对，结果却总是相形见绌”②。乍一听觉得他俨然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似乎故乡于他已不再有可怀恋之处。然而，接下来他又话锋一转，说道：“但是在有些时候，却也要记起它的好处来，这第一便是水。”③北京的春旱非常严重，干燥少雨，风沙拂面，全然没有浙东水乡“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舒适与惬意，更不用提“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江南式的惆怅了。此文作于1963年，周作人居于北京的时间已远超过长在绍兴的年岁，对于北京的水土与气候他早已习惯。作为都城，北京是威严大气的，然而由于地处干旱的华北平原，它与“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的吴越之地自然是两种极为不同的风格。于是，石拱桥、乌篷船、浣衣女，这些江南水乡的别样景致便成为了他心头缥缈的记忆。这个浙东的小镇，没有皇城的恢弘与庄重，但这江南水乡的秀丽与灵动，却是任何现代城市都无法取代的。唯有对于它的思恋，可以叩动他心底埋藏最深的那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