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构建

　　一、“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人的文学”的发现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周作人首先从“人的文学”这一命题出发，阐发这个名词古已有之，“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譹？訛，周作人肯定了欧洲文学对于人的思考，但是他并非照搬国外的经验，其实欧洲文学只是他的一面镜子，用来照出中国文学大厦中的魑魅魍魉。在《人的文学》的开头，周作人就表明了他对“人的文学”的态度：“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所以周作人才致力于对人的文学的思考。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也从未停止过对人性的解剖与重构。
　　周作人首先从人的基本属性来谈对“人”这一问题的理解。人并不是“天地之性最贵”之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譺？訛，他从“动物”和“进化”这两个词分析人之所以为人的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讲人的基本属性，即人是“动物的”，周作人肯定了人的原始本质，主张释放人被压抑的天然欲望。“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譻？訛这个层面虽然低级，但却是人的生存基础，周作人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周作人特别推崇古希腊文学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早期的自由精神。另外，他又强调人性升华的一面，即人的内心层面，人所区别于动物的崇高性特征，也可以说是神性。人的“进化”是伴随着人的精神层面上“去动物性”来表现的，那么这两个层面其实一直都是在相互斗争和妥协的。如果这种斗争失去了平衡，那么就会表现为人性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周作人发现西方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人的兽性与神性的冲突。这种“灵肉二重”论，放到中国文化语境中，也是同样存在的。周作人看到了东西方文化中对人的问题的思考有本质的相同，他发现在传统文学中，在以“文以载道”的总纲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整个文学趋向的穷途末路。于是周作人转向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他看到了这种隐秘的冲突同样存在于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氛围中，知识分子们一直在灵与肉的矛盾中挣扎着，他们一方面背负圣贤的准则，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沉溺于个人的利益斗争，独善其身。中国式的儒家圣贤的抱负理想终究被虚构成了个人利益之上的“空中楼阁”，导致知识分子“知”与“行”失去协调，在文学中表现为文章的失真与道德的虚伪。周作人认识到“人”在现实与文学中所处的尴尬的地位，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这种矛盾的状态，使得他有意识地去改变这种“人”的现状与文学的现状。
　　怎样才能达到灵与肉的一致呢？周作人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态度，即神性与兽性通过协调，最终修成人性的正果。周作人提出了改良人类关系的方法，“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譼？訛“爱智信勇”这一剂药方，其实还是来自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观。然而周作人也融入了西方文学的思考，一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集体束缚不得自由，对于西方思想的借鉴是他强调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这就使“人”从传统的群体意识中走了出来，强调了个人意识的觉醒。
　　二、“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