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电影叙事手法文学性突破的探讨(2)

　　——残忍恐怖面纱下女性主义哲学反思《殉难者》是由巴斯卡·劳吉尔指导的法语恐怖片，虽然是一部R级的商业电影，但是在思想内核方面有异于好莱坞影片。影片虚构了一个身着黑衣如同送葬队伍的邪教组织，隐喻着“怀疑论”者。影片暗示其中成员不乏权贵，他们信仰永生、迷信死后的世界；他们利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来寻找“天国”的钥匙；从现实角度上来说每一个观影者也正是见证残忍而自得其乐的人，观影者如同他们一样作为中心主体，需要牺牲（或观看）“殉难者”来达成自我的救赎，这种对旁观者的控诉在类似《祝福》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只不过通过电影这一手段，这种表现力更加的入木三分。
　　这里我们通过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2]的一些概念仅从角色分析上入手，从一个侧面来对影片的内涵一瞥。电影中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来构成影片的主要结构。
　　第一主体：
　　叛逆的主人公之一露西（Lucie）这个名字让人直接联想到路西法（Lucifer），两者的词源都可追溯到拉丁语中的lux（光明），露西象征着一种破坏力，她是女人，在男权社会下具有边缘性，她同时具有亚洲人特点，而亚洲是反（这里指相反）西方文化的，所以通过西方文化的主体（Self）视角来说，她是一个“他者”（theother）。[3]346露西是作为一种试验品而存在的，让人联想起那些西方政治文化水土不服而处于躁动不安下的南亚国家，年幼的她逃离也同时代表着实验的失败。她成为一名革命者、象征公开反对“上帝”（西方中心）的光明之神。她离开了试验场，如同路西法堕入“地狱”。她的梦魇通过蒙太奇，在成年时继续损害她的健康。她带有明显的反宗教者、唯物论者的色彩，是一个少数派，成为一种边缘的极限，她走的是报复和自毁的道路。为了克服梦魇她需要自残，而对曾经伤害过她的人，她发起血腥复仇。她成为人类历史上革命的缩影，暴虐、混乱、疯狂，最终自我毁灭，如同法国大革命。她是一个实践者，她的盲目正暗示着现代人在推翻神权或传统意识形态之后，噩梦依旧、更多的恐怖景象（现实社会）或幻景（恐怖片、战争片等）呈现于眼前。
　　辅助体转化为第二主体：
　　安娜，作为露西的朋友，在露西的复仇路上她是一个“辅助体”，帮助主体（安娜）来实现客体（复仇），同时安娜的扮演者，极具回教风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法国殖民史中最大的隐痛阿尔及利亚问题，所以这个角色同样代表着边缘的、女性的他者。当露西死后，另一个故事展开，她从对露西的同情和质疑转为对现实真相的惊愕和懊悔，接过露西的衣钵，转化为新的“主体”，但与露西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她的自责（她曾怀疑露西疯了）使她成为一名心甘情愿的“受虐者”，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她对自己错怪露西的复仇（客体），她成为顺从的圣徒，一名殉难者，走向另一条毁灭之路。她与露西不同，她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安娜信奉“上帝”，她承认超验的存在，成为逆来顺受走向毁灭的另一极端，一个德布娃所言的“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3]405-406她在接受黑衣人组织领袖——那个老女人的诱导时，她已经成年，已经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思维和知识结构，如同人类历史上每一位哲学家、宗教学家一样，她全盘接受和理解黑衣人组织的狂想。露西是感性的，所以极具攻击性。而安娜却是理性的，所以她有足够的耐力和心理准备接受人生的悲剧，安娜其实是芸芸众生中每一个普通人的缩影，她虽然也心存疑惑但还是接受了老女人的“真理”，并凭借成年人的忍受力完成了所有“磨炼”，最终看到“天国之门”。这里值得深思的是她的“上帝”是黑衣人组织的上帝，而她所看到的“天国之门”——银幕上呈现的大洞，也正是观影者所期待的情节。她看到的一切是她成人的经验，即宗教知识幻化的结果，而死后世界的疑问其实并没有解开。
　　对立体（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