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辅成先生与人道主义大讨论(3)

　　在涉及有些论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时，他认为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的心肠是好的，但是觉得他们举出的例证如封建特权、个人独裁、公仆变成主人等等，使自己对这种说法感到犹豫。关键在于周先生对这些现象有自己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这种事实恰恰表明了“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演”[18]。另一方面则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维护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防止走回头路的问题”。“有人利用无产阶级之名来搞法西斯，当然是应该大声反对的；这种情况不论发生在过去或发生在现在或者发生在将来都是应该反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不能因为有人利用劳动人民之名，我们便不为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讲话……正如民主自由甚至个人主义（译为个性主义也许更为恰当）被资产阶级利用过，我们便抛弃不用，甚至斥为反动辞语，只怕也是错了。”[19]接着这段议论，周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声明，“只是我一时的感想，不敢说是正确的意见，写出来，盼能得到高明者的指正”[20]。

　　时隔30年之后再读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感到，周先生的见解确实不同于当时激辩的双方，相当独到，非常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演进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也颇具预见性。

　　至于要不要把人道主义作为今天的奋斗目标，周先生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21]。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学术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表示了异议，认为“我们还应当坚持‘先是社会解放，然后是个人解放’的观点”，“有人想用旧瓶装新酒，我看，恐怕也成问题”[22]。

　　上面就是周辅成先生在1980年代初的大争论中发表的一些看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两篇文字，一篇是发表在专业性比较强的《世界历史》期刊上的，另一篇没有投到任何刊物上发表，仅仅刊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人》中，因而湮没在大量的类似的文集中。文章的标题用了“论人和人的解放”这几个字，也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他还用这几个字作为他自己的一本文集的书名。为人谨慎的周先生的用意究竟何在？值得我们细心体味。

　　三

　　在大争论经由官方作出结论之后，周先生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还在继续思考，留下的文字中相关的论说，也许可以为我们解读1980年代那两篇文章背后的意蕴。

　　最集中讨论与人道主义相关的问题有两篇，一篇是1993年为《人学大辞典》一书所作的序言——“关于西方的‘人学’、‘人论’的看法”。另一篇是刊登于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自由交谈》（第二集）中的“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答客问”。

　　当年大张旗鼓地批判人道主义之后，却兴起了一股“人学”热，以至于有人出来编《人学大辞典》。这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奇事。据我的记忆，首倡者是几位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首先向周扬等发难的人士。他们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令人不解的是，在平息了人道主义的争论之后，他们却转身成为人学的倡导者，组建了人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并且得到了大力支持，其研究的重点大概就是批判西方的人学和人论。周先生的这篇序言大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学”到底起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思想史上的事实问题。谙熟中外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周先生，观察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始，卷起风起云涌的大谈文化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又以存在主义的著作开始大谈‘人论’、‘人学’，其著作铺天盖地。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东方，在日本、中国、印度亦均急起穷追”[23]。

　　接下来周先生用思想史的事实来加以佐证。论述的基本脉络如下：先说明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在这两方面中，人是什么却是第一个重要问题”[24]。进而梳理了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演进。指出人类对“自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在埃及人那里已经有了。希腊人算是非常重视“人”或“人的研究”，创造了普罗米修斯这样理想的人的典型。但是，哲学家总是要在人论之上，加上宇宙论、知识论。所以，“形而上学或知识论，才是哲学根本问题”[25]。中世纪注重的是“上帝之学”，也特别注意本体和宇宙，是“天学压倒了人学”。近代之初曾经有过把人当作哲学的主题，出现了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之名。但是由于重视自然科学，结果是“物学”压倒了“人学”。康德将压在人学头上的天学即形而上学划为不可知的东西，存而不论。对人的智、情、意、信分别做了分析，但是讲到总体的“人”的时候，却苍白干枯。对于黑格尔，文章一方面对其《精神现象学》用“精神”来综合地讲“整体的人”，予以肯定，说这“提高了人的创造性才能与人格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开启了对黑格尔的误解，似乎他不重视人，只重视国家集体。接下来文章着重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的口号下，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新的文化论，新的‘人’论就是在对这大悲剧感到悲愤下发生的。新的‘人’论作者，不少是亲自参加过、亲自看到过反法西斯战争的。”[26]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分析，周先生对于新的人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的人论、人学，是为‘人’争独立人格、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理论；也是想要为‘人’作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探讨的壮举，要让人明白，‘人’是我们思想中最根本的问题，过去对于人的研究还不够，对人的重视和尊重还不够。所以，要为‘人’而大叫大嚷。”[27]

　　文章的末尾提出了对待西方人论的态度问题。周先生提出的口号是，“第一，是研究；第二，还是研究；第三，才是批判”。他还强调在缺乏研究的条件下，“我们对他们的批判过多，未必有好处”。“以政治态度论，他们不是凶恶的法西斯暴徒。我们还怕对他们的批判过度或不恰当，将会变成替法西斯讲话，因为他们的话，主要是为了反对法西斯理论。希特勒党的全名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一词原义，乃是‘社团’、‘集体’。”[28]

　　关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短文，写于1996年。文章是用“请循其本”的概念史的考证方法切入主题的。首先考证的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指出在14到16世纪出现的势不可挡的平民反对专制的潮流中，民间的先进人士不重天道而重人道，或是从事宗教改革，强调“天国或上帝，就在人的心中”。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这场运动，最初并不曾标明是人道主义（Humanism）。直到后期意大利人才用“人道主义”一词来专指这场反对专制的潮流。周先生还强调，“现在有人把它解释成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保守派如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等提倡的仁慈主义（Humanitarianism或译为慈善主义），抹煞其进步性，从而予以攻击，这是不正确的”[29]。

　　关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文章的考证指出，在启蒙时代，卢梭等核心人物，“除了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之外，并未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义”。“无人用个人主义一辞。”[30]首先采用这个词语的是法国的托克维尔。他出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和罗伯斯庇尔的仇视态度，“于是采用拉丁文Individualis或Individuum（=in+dividuum‘原子’，拉丁文原无贬义）加上ism（主义），来形容英国、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即第三等级）的行动与理论，从而把启蒙运动也看做是个人主义思潮，但不是尊重它，似乎是贬抑它”[31]。托克维尔指责个人主义会弃绝社会、削弱公德，最后会沉落为纯粹的利己主义。由于这一见解适应了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广大的复辟派的心态因而大为流行。总之，就个人主义这一词语的起源来说，乃是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用于贬抑革命中的平民时所用。

　　当然，一旦流行之后，立即就有两种或多种的解释与派别。即使在保守派思想家中也有人（如卡莱尔、爱默生等）在正面、积极良好的意义上采用这个词语。周先生强调指出，“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或唯我主义者（Egoist）是自私自利的主张者”[32]。

　　那么自19世纪后半期流传至今的个人主义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呢？周先生认为，“多半明白主张‘整体依个体而得到理解’‘一切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其中的个人所创造，都只能被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33]。由于个人和国家、集体总是掺混难分，所以就需要看具体的情况。“从历史事实看，在一个平民比较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中，若有人去讲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一定是不合时宜的，不会有多少人附和；反之若有人生活在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的集权统治下，却去讲个人主义，一定会自讨没趣，甚至被视为‘大逆不道’和‘犯罪’的危险。”所以，看待个人主义要做具体分析，“首先要看它是针对何者而言”，也就是说要看他所处的具体条件。历史上，“有贵族的、保守的个人主义；也有平民的、革命的个人主义。二者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我们万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加以评判”[34]。

　　在1998年发表此文的时候周先生又加了一段附言，对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有人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辞的关系，解释成‘私’与‘公’的关系，恐怕欠妥当”[35]。其论证还是采用概念史的方法。用历史事实说明，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作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相对立的词语出现的。双方争论的是经济问题即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争论是当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争论。所以，“集体主义”一词“与社会上从平民或者是工人间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潮，并无直接关系”[36]。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到过集体主义，更没有说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用集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恐怕只能算是某个人的意见，或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的意见。但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见，更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37]。

　　这两篇晚年的文章，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先生在1980年代那场大争论中现身时所发表的言论的深意。从中也可窥见屡屡遭受批判的老一代学人，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中的真实心态。

　　周先生在二三十年前的这些论说，至今发人深省。梳理周辅成先生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前后的言说，使人深受教益。老一代学人敬畏学术，事事“请循其本”，从真不从风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正是他们依靠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才留给我们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遗产。

　　参考文献：

　　[1][5]赵越胜.问道者——周辅成文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33-13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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