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的焦虑(2)

　　吴亮认为：“我们永远不要指望这本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能够成为一种精神性的、有形式意味的写作，但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实录和异乡人群落的生活写照，它仍然具备镜像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折射，是第三世界失去文化持守的知识分子对富裕自由的第一世界心甘情愿投降的结果。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阶段传统文化变成了攀附他者丧失本真的“后殖民”文化。在这里，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西方梦”被彻底地置换成了赤裸裸拜金主义的“美国梦”了。这是第三世界人们文化陷落的精神悲剧。这在21世纪初的留学生和移民作家的文本中得到有效的抵制。
　　二、“边缘人”处境与故国记忆还原
　　20世纪上半叶，旧金山湾内的天使岛上的“木屋诗”，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的早期形态。由于早期华人移民中文化人甚少，而美加两国当局的迫害和谋生的艰难，使这些移民对文学的投入不多，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美华文文学基本上是处于哑声的状态。北美华文文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大量来自台湾的学生赴美国留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华文创作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陆留学生、移民的持续加入使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于是，北美华文文学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活跃的创作团体。
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们从封闭、落后的中国来到开放、富裕的北美大地，这种迁徙最强烈地表现为对“西方梦”的追寻。怀揣着梦想的中国人在北美大陆刚刚领略了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繁华、喧嚣之后，就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生存困境和文化挤压。能够留学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是大陆人，都属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精英知识分子，遽然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遭遇异质文化的强烈冲突时，很容易迷失人生的目标。华裔学者李玫瑰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北美的困窘境况。作者认为华人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
　　华人移民的边缘身份很容易形成对自我和他种文化的理性态度，这是文化间隔形成的结果。这种文化间隔实质上是指深受两种文化影响的移民们所自觉保持的一种文化心理距离。这种文化心理距离让移民成为文化“边缘人”，正是这种“边缘人”的文化立场，使海外华人能够用一种更为冷静和理性的姿态思考异质文化和母国文化。对此，严歌苓说：“有多少作家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有的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都由于添了那层敏感和距离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的共同襟怀。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霍米·巴巴在《忆法农》一文中说：“回忆……就是发现和重新定位迷失的方向的过程。回忆绝非是平静地内省或追忆这样如此简单的行为。它是一种需要反复梳理思路的痛苦的过程——个不断还原支离破碎的过去的过程，从而解释现在的精神创伤。”⑦因此。故国回望和文化反思是华人留学、移民的初期心态，他们身后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中国，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中国执念”，隐喻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无法摆脱的“中国情结”，同时也表达了漂泊者对故土的牵挂和负重前行的步履维艰。白先勇认为20世纪的中国人一直处于流离的状态，他们是“精神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的回忆的重担”。白先勇的《纽约客》，主要描写漂泊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反映了“最后的贵族”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的生存困境。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作者自己称它为“浪子的悲歌”，中国的桑青在美国变身为桃红的精神分裂，暗示了曾经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家国观念在国共内战后海峡两岸的分隔使这批身居异域的游子失去了依托的精神支柱，造成了人生悲剧。这些“流浪的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紧密相关。异国遭遇以及母国分离的现状刺激着他们更执着于民族情感诉求。
　　大陆八九十年代赴北美作家群的生存环境较台湾50-70年代已大为改观，种族、文化的歧视压力相对减小，但是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过去”上。正如苏炜所言：“我的小说是83、84年写的，现在我回头去看相当幼稚，但里面也有个‘情结’，我称之为‘过去情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写的留学生小说，那里边的人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过去而活着的。这种过去情结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情结，是一种群体的重负吧。”这种重负压在漂泊者的身上，使他们远行的脚步变得特别犹疑。苏炜、查建英、坚妮、严歌苓等切身体验过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反右”、“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等，虹影、高行健的小说也流露出历史的创伤性记忆。而出国之后的“离散”经验使得“他们的跨文化经历不再是零散的、互不相连的碎片，而是可以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重新整合他们人生经验的片断”⑨。可以说，以苏炜、查建英、严歌苓为代表的八九十年代的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通过揭示大陆幽暗历史中个体的精神创伤，并由个人创伤性记忆折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由此展现了对故国忧患的反思与还原，并对故国历史的创伤性记忆中人性的丰富和多重生发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探索。
　　三、融合中的新变与文化持守
　　21世纪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成为了流动的符号，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北美华文文学在新世纪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在开放的视野中，作家们力图突破以往的格局，展示海外华人与异国人和谐相处、平等相待的从容与自信。张翎说：“海外作家这个名词越来越多地用于作家居住地域的划分，它与作家选择的题材，描述的手法，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公民”观念的确立，使北美华文文学在突破历史与现实、中西文化传统、原乡与异乡边界上做了有益的探索。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反映出作者崭新的历史、族群和文化观，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启示。
　　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海外定居的时间越长，他们对美国、加拿大社会的文化多元性与混杂性就越发有了更充分的认识。白先勇、严歌苓作品中人物族性身份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白先勇新世纪小说中，不仅仅有失根漂泊的中国人，还有中外混血儿、犹太人、爱尔兰人等其他种族的美国人。白先勇有意识地描绘出不同种族背景同性恋者在美国都会的相知相爱。虽然人物的种族背景变得多元混杂，但白先勇关注的人物大多仍与中国有关，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受到认同的困扰。
　　与白先勇的跨族书写相同的是严歌苓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作为边缘人的弱势群体族裔，如《茉莉的最后一日》中的拉丁老妪茉莉，《青柠檬色的鸟》中的墨西哥男孩佩德多，《小姨多鹤》中日本遗孤多鹤等。在小说《寄居者》中，除了华人，她还展示了犹太民族寄居的生存状态，作者要“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它种族的寄居状态”。在这方面，严歌苓做得十分成功。她将人类这种寄居的生存状态由个体推移到群体乃至种族的记忆，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每一个漂泊者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寄居者。所有的寄居者都处于所在国的边缘境地。严歌苓的小说表达了寄居者想融入主流的努力，但边缘和主流之间是一种隐性的心理距离，每一次想摆脱边缘的尝试都蕴含着无奈的牺牲和血的代价。
除了白先勇、严歌苓的跨族书写外。张翎小说对原乡和异乡的情感体验也非常具有超越“边界”的意义。与其他作家相比，在张翎的小说中。原乡和异乡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一系列交错、重叠的意象，二者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张翎不仅书写原乡温州的美丽和难以忘怀，而且，还把多伦多当作自己的家园，她不仅仅是温州人。中国人，她还是一个多伦多人，加拿大人，这与郁秀在《太阳鸟》中表现主人公双重身份，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同人的认同一致。白先勇、严歌苓、张翎、郁秀都属于超越种族、超越原乡与异乡的藩篱、关注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世界主义”者，是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中认为处于“第三度空间”的人。霍米·巴巴认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他指出固有文化的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极力倡导一种“混杂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白先勇、严歌苓、张翎、郁秀的创作，无形中成为诠释霍米·巴巴“混杂”理论的最好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