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扩散和社会系统视角下的元曲传播

　　摘 要：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是一门瑰丽的古代文学戏曲艺术，它的传播和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创新扩散理论来解释。它具有优秀的扩散属性，丰富的市场需求，庞大的生产队伍。然而与科技创新扩散不同的是，作为文化创新扩散的元曲传播更加依赖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传播媒介与创新代理人。元朝农牧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为元曲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勾栏瓦舍是元曲传播的特殊场合与媒介；而元代歌妓则元曲的传播作出了直接且至关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元曲；创新扩散；勾栏瓦舍；歌妓

　　一、作为一种文化创新现象的元曲

　　（一）元曲产生的时代动因——解决问题与满足需求

　　“创新过程通常始于意识到某种问题或需要的存在，这种意识刺激人们去开展研究和开发活动，从而创造一种解决问题或需求的创新措施。”[1] 元曲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创新产物，其出现也必然伴随着要解决的问题与待满足的需求。而谈到这些问题与需求，就离不开蒙元时期的历史背景。

　　崛起于漠北大草原的蒙古民族，先后灭金亡宋，依靠金戈铁马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由于深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蒙古人自古崇尚弓马。蒙元政权建立后，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2]，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科举制的荒废与“人分四等”的社会体制。这种不平等的政策造成了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甚至在元朝初期引发过江南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蒙元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用一些创新性形式，这种需求是元曲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促使元曲产生的另一种更加强烈的需求，是汉族文人渴望融入元朝这个新的时代。在科举之路被阻塞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希望自己的学识和信仰能够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他们几乎可以代表那一时期的所有汉族文人，有的是没落官宦，有的是失意书生，在政治舞台上找不到施展抱负的空间，而在勾栏瓦肆中却找到了形骸放浪，意气风发之所。

　　（二）元曲产生的社会条件——文化基础与商业氛围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一书主要着眼的是科技创新，他指出：“大多数技术创新都是由科学研究行为产生的。[3]”这一观点揭示了科技创新需要有理论基础的支持。与之相仿，文化创新也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必须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拥有一定的文化渊源。

　　考据学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持这样的观点：元杂剧是从宋金杂剧、院本以及诸宫调中脱胎而来的。[4]由此可见，元曲有着十分多元而优秀的文化基因，而“耕读为本”的农业文明，更是让这些基因能够代代不息地传承。游牧政权的建立，虽然对农耕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也带来了空前的民族文化交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新的思路。

　　“商业化是指创新产品的生产、制造、包装、市场推广和发行，是从研究出的理念向产品或市场的销售服务的转换。[5]”可以说，商业化为文化创新提供了物质动力。蒙古入主中原后，虽然对农业经济有所破坏，但对工商业加以保护。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激增，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娱乐消费市场，这不仅让元曲成为一门受人欢迎的艺术，也使得元曲创作和表演成了一种真正能够让人谋生，甚至获得较高收入的热门职业。在无名氏剧目《蓝采和》中，演员就自述到：“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

　　二、元曲扩散的创新属性

　　“创新产品的命名、定位以及与现存价值观、信仰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创新做出的决定。[6]”罗杰斯认为，创新的特性对人们是否采用创新产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元曲的相对优势强、复杂程度低

　　文化处在不停在进化当中，每个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都有其相对于该时代其它文化的优势。元曲的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词句和音律的运用更加浅白自由，而这也同时体现了它复杂程度低的扩散属性。元曲在词句方面脱离了宋词高雅化的路线，转追求口语化和通俗化，俗语、蛮语、市语比比皆是。复杂程度低，通俗易懂，这使得元曲在表演和学习方面的效益性都很高，从而具有很大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二）元曲的相融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