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扩散和社会系统视角下的元曲传播(2)

　　元曲的创作群体主要是汉人，因此其艺术构成中的大部分依然是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但其中也融合了不少游牧文化的基因，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游牧民族的音乐基因。随着女真人和蒙古人相继入主中原，大量游牧民族音乐涌入汉族地区，尤其是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其音乐文化对汉族地区的曲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是游牧民族的语言基因。方龄贵的《古代戏曲外来语考释词曲》中，共收蒙古语词条近200条，其中元明戏曲中约160条。

　　三是游牧民族的性格基因。实际上，如果不是受游牧质朴无文的性格特征的影响，那么口语化、通俗化的元曲也就不会战胜高雅的宋词，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元曲高度的相容性除了表现在它能融合不同民族之外，还表现在它能融合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使得元曲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多元、雅俗共赏，几乎能让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三、元曲创新扩散的社会系统与传播渠道

　　“扩散是创新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7]”扩散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我们研究元曲的扩散，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系统，而只研究个体的传播行为。美国社会研究学家赖利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社会传播系统模式，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

　　（赖利夫妇传播系统模式图）

　　（一）元曲传播的宏观系统——元朝都市

　　元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根源始于宋朝。北宋出现了定期的集市，都城开封，商铺邸店遍街，酒楼茶肆林立，并出现了繁盛的夜市，突破了唐代坊市分隔、商业经营只能在白昼于市中进行的建制。

　　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元曲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出现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仕途失意的书生与沦落天涯的民间艺人结合成了天然的创作团队，前者使得戏曲艺术的形式和内涵得到升华，而后者则让高雅的艺术变得更接地气，更加贴近现实。

　　（二）元曲传播的中观系统——勾栏瓦舍

　　在了解了元曲在宏观社会系统中的传播后，我们再将视线凝聚到中观传播系统，看看元曲的具体传播场所——勾栏瓦舍。吴晟先生在其博士生论文《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中全面、详实地考察了勾栏瓦舍这一古代文化消费场所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下面即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分析勾栏瓦舍的系统结构及元曲在其中的扩散传播。

　　“勾栏”是宋元时期兴起的一种专门用于表演的场所，由于商业性的缘故，需要用栏干或壁板将演出地周围圈起来，所以称为“勾栏”。勾栏内侧中央是演出的主阵地——“戏台”；戏台的后面是“戏房”，为演出的后台。“戏台”的前面是观众席，分为正对着戏台的“神楼”和两侧的“腰棚”

　　戏台与神楼、腰棚之间，有空旷的平地，供观众站立看戏或设座位。神楼和腰棚观戏价格要高于戏台前的座位。[8]这是一个典型的大众传播场所，观众环抱表演者，有利于进行一对多的传播。

　　“瓦舍”是以勾栏为中心，集饮食、商贩、戏剧演出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在这样一种平民化的娱乐场所里，人们接受着吃、赏、嫖、赌等各种服务，获得了视、听、味、触等感观享受。更有趣的是，在这些服务中，有很多是围绕着勾栏演艺而展开的，如出售戏剧人物或道具形状的食品、玩具、绘画等，这可以被看作是戏剧衍生产品的发展，也对元曲的传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三）元曲传播的微观系统——书会与歌妓

　　元曲的盛行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但也离不开一些特定群体和个人的贡献。在元曲的微观传播系统中，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传播者，都对元曲的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元曲的内容生产者。前面提到过，元曲最初的创作者多是一些仕途不如意的文人，而将这些零散的创作力量集结起来的，是一种叫“书会”的组织。所谓书会，原本是官学以外读书应举的学习场所，大概以穷书生居多。在宋代市民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可能与民间艺人接触来往，参与民间艺人的一些文娱活动，逐步发展为帮助他们编写脚本，最后干脆加入民间艺人的行列，书会于是逐渐演变成一种专业的剧本创作机构。我们知道，大众传媒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批量化的信息生产。书会的诞生使得元曲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广大才人的积极参与让元曲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元曲不仅有专业的内容生产者，还有专业的内容传播者。元曲的传播机构按级别划分，有皇家戏班（即教坊）、官府戏班及民间戏班三大类，而贯穿这三个级别的，是一个叫“歌妓”的特殊群体。中国有着悠久的妓女文化史，妓女也有三个级别：宫妓、官妓与市妓，分别服务于宫廷、官府与市井。在元代，地方官妓开始走向商业化进程，逐渐与市妓融为一体，而市妓的主体就是活跃于勾栏瓦舍中的勾栏妓。她们多是杂剧演员、歌星、舞星等，主要靠卖艺挣钱，有时也以色待人。她们的活动不限于师，而是遍布全国各繁华的城镇。[9]

　　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提到了“创新代理人”这一概念，指的是创新机构与客户之间的“连接者”。实际上，勾栏歌妓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沟通剧作家与观众的创新代理人的角色。一方面，她们有着精湛的表演技艺，能够展示元曲的强大魅力。另一方面，她们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剧作家们有着广泛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元曲的创作。再者，歌妓们也是元曲作家们的重要创作源泉和描写对象。总而言之，她们不仅是元曲的传播主体、创新代理人，还是重要的时代主角。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