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艺术与电影剧作构思(2)
时间:2015-08-14 09:45
来源:发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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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写主人公爱鸽：
邹平张公子幼男，癖好之，按经而求，务尽其种。其养之，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类—…齐鲁养鸽家，无上。公子最；公子亦以鸽自诩。
接着小说进入故事情节。一夜，有位白衣少年来访，看毕张公子的鸽后，领他到自己家中看鸽子。他的鸽子令张惊叹不已，都是世上绝无的珍品。再三乞求，给了张公子一对白鸽，这对鸽子也是珍奇无比：“接而玩之：晴映月做琉璃色，两目通透若无隔阂，中黑珠圆于椒粒；启其翼肋肉晶莹，脏腑可数。”张仍不满足，再求之，少年化做大如鸡的白鸽飞去。
张公子回家后精心哺养，二年后孵鸽三对。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位做官的朋友见到他问“畜鸽几许?”公子退思，疑其要鸽，感到很为难：给又不舍，不给又是父友、官。最后狠狠心选一对白鸽“笼送之，自以千金不啻也。”
过了些日子又见到此公，公子很得意，可此公却连个谢字都没有。他忍不住问：“前禽佳否?”可是万万想不到回答却是三个字：“亦肥美!”原来此公早已将鸽子烹之食之了!
小说结尾是张公子梦见白衣少年，对自己怒斥，然后将所有的鸽子都“引而飞去”了。
这篇小说其点睛之笔就是“亦肥美”三个字，这三个字就象画龙点睛一样，使整篇作品之“龙”腾飞起来。三个字不亚于一出悲剧对人心灵的震撼!这三个字将张公子爱鸽成癖的痴情；将白衣少年寄托骨肉的情感都击得粉碎；同时，三个字也将一个不学无术，贪婪嗜食，摧残美的老官僚的形象活托于纸上!总之，三个字成一篇之灵魂，形成了整个文学构思的突破点。
当然要使这“点睛”之笔能在关键时刻奏效，首先还是要“龙”本身画的有腾飞之势。很难设想，没有《鸽异》小说开端时对张公子爱鸽成癖的描写；没有对白衣鸽仙出示的珍鸽的描写；没有对张公子面对某公索鸽时的心理描写，没有这一切的一切，“亦肥美”三个字一出口时，会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效果吗?
《鸽异》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有这三个令人心颤的字就足够了。而影、视作品恐怕就不够，而前面“石、王争富”的故事也许更适合于银幕来表现。
做为文学意念，可以是朦胧而抽象的。可是要成为一部影片总体构思中的突破点，就非要清晰、具体不可。它体现在银幕上常常是具有动感的、视觉形象的细节或由此而引发出的事件或情节。《纽约奇谭》中如果仅是青年音乐家脱礼服，还只能算做动作性细节；而当大音乐家也愤然脱礼服，就发展成了事件；待到音乐征服了所有人，全场听众都一件一件地把礼服脱下来，就形成了渐次而发展的戏剧高潮。
大凡事物，多因条件具备才发生。偶然与必然象两条线，只有相交才产生“点”。如果两线平行，就永远不会相交。也就是说永远不会产生艺术构思上的突破性进展!构思中的突破点是艺术家形象思维的质的飞跃。究其产生飞跃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对于一个编剧，雄厚的生活积累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那些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剧本构思多来自对生活的熟知，没有这一点，任何“天才”也不会取得成就，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这个道理。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期影片《屋顶》，有一场看似平淡却蕴涵丰富的戏。年轻的建筑工人盖过那么多大楼，自己结婚却没有房子。新婚之夜，小两口只好挤在姐姐、姐夫的房间里。屋子不大，又无遮拦，孩子们好奇，时时偷看新婚的夫妇。两人不能同衾装，只得偷偷握着手道一声“晚安”。夜半，他们实在忍不住，就悄悄溜到临街门口。这时，他们先是胆怯地四望，当确实知道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才慌忙地匆匆一吻。一对新人，在初夜的美好时刻，想接个吻却如此狼狈不堪。这对当时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是何等深刻。一个吻竟具有如此的艺术震撼力，你不得不承认，这的的确确是“点睛”之笔。我们反过来设想一下，《屋顶》如果没有这个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充其量不过是篇“报告文学”罢了。
当然，在这里，我决无轻视生活积累的意思。“点睛”也好，“突破”也好，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离开了“龙”又何必“点睛”?如果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缺乏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熟知，缺少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怎么能拍出如此感人至深的影片呢?没有雄厚的生活积累，没有对这些生活素材的选筛，就不具备艺术构思的基础。过去我们强调“长期积累”较多，似乎只要达到了一定的量的积累就必然会导致质的飞跃。其实这种看法绝不全面。同样是勤奋的作者，“灵感”的光顾并不一视同仁。而对于有些人他可能常年深入火热的斗争，刻苦得令人敬佩，但“灵感”却始终与他陌生如路人。
我认为，获得创作“灵感”，除了要具备勤奋和生活积累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便是创作人员自己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康德说过：“这种能力，单就它本身而言，其实就是被称为才华的东西。”(见《近代美学思想论丛》第34页)
“才华”对于艺术创作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很难设想一个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人可以从事艺术。这题目已超出本节范围，我们将在后面会涉及到它。
道具
“道具”原为佛家用语，系指一切帮助修道的器具。后来日本人给庸俗化了，被用来泛指一切器物，例如桌椅板凳，茶壶茶碗之类。
后来西洋人又将这名词移植到戏剧中，成为“戏剧道具”。道具是死物，如唱戏中的刀枪剑戟之类。而到了电影、电视中，有些道具则是“活”物，如牛羊马狗之类；有些活道具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则一跃变成主人公，如苏联电影《白比姆黑耳朵》里的狗——比姆。
《天云山传奇》，冯晴岚那件破旧的毛衣，就其属性是道具。然而在影片结尾时，它晾在绳子上，镜头对准它一拍就是十几咫。此刻，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件道具了。她成为爱情和忠诚，勤劳、善良、美好……总之她成了一代中国知识妇女美的化身。据说导演谢晋在处理旧毛衣这件道具时，确实煞费苦心；他让道具部门的创作人员，硬是将一件新毛衣搓洗、加工成一件破旧的毛衣，因为他意识到这件毛衣不仅仅只是一个道具。
运用道具，其实是一种取巧的结构剧情的方法。这道理，在中国早已被戏曲大家们悟出。老戏迷们将在剧情中能起关键作用的道具叫“关目”。
“关目”，这词在《辞海》里查不到，是戏曲界的一个俗称。顾名思义，关者，门的“插关”而已，一关锁门，千夫莫进，可见关之重要；目者，眼也。所以也有人称关键性道具为戏眼。比如《红灯记》里的红灯。李铁梅引吭高歌：“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放……”红灯，成为一戏之“关目”，虽然有些过分，但做为编剧构思的路数仍然是老传统。一些老戏，所起的戏名，许多也是以道具为名字，比如《香罗帕》、《紫钗记》、《琵琶记》、《锁麟囊》等等……这些戏，道具都起着结构剧情的作用。
就拿《桃花扇》为例。东林领袖侯朝宗与艺妓李香君相爱，以素扇一把定情；后来权奸阮大诚妄想威逼香君；李香君借唱曲怒骂阮大胡子，然后撞头血溅素扇：杨龙友拧草汁蘸鲜血点染成一柄桃花扇，李香君托柳师父将扇子带给侯朝宗以示爱情的忠贞；后来国破家亡，侯参加了清朝的科举，李撕破桃花扇，与变节分子绝交。一把桃花扇将文人变节，妓女守贞衬托得十分鲜明。
草帽、桃花扇，单独看来都不过是小道具，然而，它们在结构剧情上都象一把梭子，上下穿织，使一出出戏变得天衣无缝并更加感人至深。
青年作家阿城，他的小说潇洒脱俗，向不以编织故事为能事。然而他的两篇改成电影的小说《孩子王》、《棋王》，都以道具结构剧情。《棋王》里，自是那副乌木棋；而《孩子王》里则是一本非常普通的《新华字典》。
《孩子王》里，女知青来娣有一本《新华字典》，当老杆去做教师时，便送给他。“文革”中的学校，学生们连课本都没有，只好上课抄书。至于字典，整个学校才只有一本。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它一出现便自然带有一种“嘲讽”的意味，一本字典象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从来娣赠字典，到王福借字典、抄字典再到老杆和王福以字典打赌；最后当老杆被免去教师职务时，最终将字典送给了王福。很明显，字典这个道具，在《孩子王》这部实验影片中也同样起到了贯穿作用。然而，它所以不流俗之处则是它的内涵。特别是影片临近结尾时在完成台本里是这样写的：
九十九.孩子王宿舍(阴，内)
开着的窗户孩子王(左入画)放下竹窗(出画)。
密密的竹窗占满了整个画面，只有竹缝中透进的些许光亮。
孩子王背着背包走过镜头前(右出画)。
孩子三站在门边，向屋里扫视一眼，走出去关上门。
树墩上放着字典，字典下压着砖一样厚的一叠纸。
树墩下半用粉笔写着：“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柔柔的光彩，照出树墩的年轮来。
这一精彩之笔，在原小说里是没有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由三个道具一行字组成。首先是字典与树墩年轮的对照；树墩年轮所透出的历史纵深与代表文化的符号字典交织在一起，象征了我们这个民族那古老悠远的文化传统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受到的践踏；这只是第一层意思，它是带有批判性的，只限于对“文革”时代的批判。然而那字典下面压着的一叠厚厚的、没有文字的纸，再加上那行“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的字，其含意则有明显的反传统意味。那无字的纸无疑是在告诉人们，应当走自己的路，摆脱出历史给我们压上的重负，写出画出新时代的一页。这最后一笔中的三个道具的组合，成为一种“反文化”的符号。当然影片的意旨可以讨论，有人也许持相反的观点，这当然可以讨论。而我说的只是编剧技巧，一个小小道具，有时能使整部影片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哲学层次。
“道具，不仅仅是道具”，就是关键性的道具(关目)，运用于创作中，其方式也有着不同。这里主要介绍两种运作方式：“悬念式”和“开放式”。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藤叶》应该属于前者。
一个病入膏育的姑娘，望着窗外藤架说，当最后一片藤叶落下的时候就死去。然而一天天过去了，墙上最后一片藤叶始终没有落下。姑娘病渐渐好起来，她与这片藤叶一起，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小说妙在结尾：当姑娘赞美最后一片藤叶的生命力时，她的朋友画家才终于告知她，这片藤叶是用彩笔画上去的。
这出乎意料的一笔，使得“藤叶”这一细节在全篇之中占据了无比的重要地位，达到了很浓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亨利式的结局”。
藤叶的运用，亦可以被称之为“悬念式”，它的下落始终是个谜。读者的心自始被这片叶子牵动，时时耽心它落下，小说的启、承、转、合均系自一叶，直至结尾才意外地获得答案。
斯·茨威格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虽然也属于“关目式”构思，但方式却与《最后一片藤叶》相径庭。它先将谜底告诉读者：盲目的老收藏家收藏名贵版画的画册里已然空空如也。画已被女儿给贱卖了。
空荡的画册是一篇之关目。尽管谜底示出，毫无悬念可言，但由于斯·茨威格把笔触放在描写一场“天使般虔诚的欺骗”上；放在刻划人物上，读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
盲老人面对自己“看不见的珍藏”，以其准确无误的手指，指点着那“只有在他的想象中还存在的看不见的收藏家的图章，真叫人毛骨惊然。”“这个看不见的珍藏早已随风四散，荡然无存，可是对于这个盲人，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受骗者来说，还完整无缺地存在着。他从幻觉中产生的激情是如此强烈”，以致使那位进行虔诚“欺骗”的商人“我”，“差一点也开始相信它们还依然存在。”
盲老人在用手指抚摩那些画册时，就象爱抚小生命似的，眼睛里僵死的瞳仁都闪灼着一种“智慧的光”和“纯净的幸福表情”。
茨威格写这篇小说时是1927年，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人们心底被蒙上了阴暗和抑郁的情绪。“我”绝无仅有地看到一张“热情的脸”，却是通过用童话方式进行的一次“虔诚的欺骗”获得的。
小说的最后场面，是商人告别盲老人后走在路上，突然老人从楼窗探出身向商人高喊“一路平安!”高兴的脸就象个孩子。茨威格写道：“老人的笑脸，凌驾于大街上愁眉苦脸、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上，由一片善意幻觉的白云托着，远远脱离了我们这个严酷的现实世界。”
作者通篇没有一句谴责战争，但透过艺术的折光，却把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巨大摧残，揭示得淋漓尽致。
一只萤光虫在夜晚飞过，正是有了这光亮，才使人感到它周围是多么地黑暗!空荡的画册反映出整个战后德国的时代面貌，在茨威格精湛的构思面前，我们一定会学到什么东西吧?
如果把《藤叶》和《珍藏》中的道具运用做个比较，前者属“悬念式”而后者则是“开放式”，前者以其出人意料而奏效，而后者则在平静的笔触中蕴含着更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在艺术构思中，对于道具的运用，应当至少当作“关目”来处理。赋予那些关键性道具以“灵气”，使之闪光明亮。
这使我想起了“道具”本意的演化。
佛家用语——能够帮助修道的器具；
日本人的定义——泛指一切器物；
戏剧道具；影视道具——死道具，活道具。
我以为应当在创作领域，将道具彻底还原到最初的佛家用语。使它真正成为能够帮助修道的器具。
“修”——是我们的创作；
“道”——是构思上的突破点，或称之为“灵性”；
而“道具”，应成为“帮助修道的器具”，也就是说使它成为能够象“意念”、“动作”一样具有文学构思“突破”力量的“火光”和“闪电”!
色彩
色彩是绘画的“语言”，这一点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然而就在一百多年前，两位伟大的艺术家——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却因为这两个字，在法兰西学院门前展开了震动美术史的争论。安格尔说：“色彩是虚构的。线条万岁!”而德拉克罗瓦则高呼：“线条也是色彩!”
美术界平息了的这场争论，后来竟出现在电影艺术中。在彩色胶卷问世之后，一时间，电影成了“好色”之徒。可一些大师却认为“制作彩色片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电影是运动的，而色彩是不动的；要把这两种艺术表现揉合在一起是一种疯狂的野心。”后来彩色片普及了，对彩色的运用也日趋完善。然而，把色彩提高到“造型”意义，使其在影、视文学构思中发挥主导作用，仍然是影象艺术家们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
其实色彩在文学作品中早已被用来表现主题、寓意哲理，乃至早已用以进行创作构思了。《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大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里的那首收尾的[飞鸟各投林]曲的最后两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中“白茫茫大地”就是一种色彩的寓意。正如书中对空空道人的解释：“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由色悟空。”同时这也是曹雪芹对自己全书结局的预言。白色对于《红楼梦》的创作是带有“构思意义”的色彩。曹雪芹的本旨恐怕也是由“五光十色——白色”这样一个总体构思演绎出来的，全书开篇，除去那段楔子，就是贾雨村中秋节赏月：甄士隐元宵节命家人霍启抱女儿看社火花灯，丢失了孩子；后来家中又着大火“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这些场面都具有极强烈的色彩渲染。至于后来的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更是姹紫嫣红、五光十色。然而，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在这些解释性诗词曲里，黄土、白骨、红帐、鸳鸯，以及脂粉、霜鬓……都是颜色的反差和变化——因空见色，因色生情，然后又由情入色，由色悟空。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和电影《红楼梦》，应当说都不失为改编成功的好作品。电视剧强调了封建家族荣枯盛衰；强化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使这部名著变得更通俗易懂，使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容易让具有一般文化水准的观众所理解，可以轻松的看下去；影片《红楼梦》精雕细刻，忠实于原著，显得更雅一些。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恰恰符合各自的艺术需要。应当说都还不错。
然而两者在创作中，都只注重了内容上的改编，而将曹雪芹在构置小说时的最重要因素——色彩，给忽略了。
我不是说两者中都没有色彩；作为彩色影片、彩色电视剧，说没有色彩，岂本无知吗?我说的色彩，是指前面提到的带有构思突破意义的色彩：色——空的变幻、对位。曹雪芹经历了人世沧桑所获得的“悟性”，在电影或电视剧中被减弱了。就拿《红楼梦》的结局来说，目前电视剧的处理就有可以商榷之处。电视剧中，宝玉穿着破旧的衣袍在雪地上大步踏进，脸上蒙垢，极为疲惫憔悴。这一点大约就不太容易被曹雪芹认可。反倒是高鹗的结尾更符合曹氏原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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