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模式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作家，张资平是极为平平的；而作为一种现象，张资平却是非常突出的。在文学创作中对性意识竭力张扬，把性描写的透明度极大增强的，当首推张资平。张资平的创作模式是很清楚的，视点：抛开纷繁的社会联系，紧紧抓住人的原始本能进行描写；情节：以性欲为中心的多角恋爱故事，并佐之以强烈的变态刺激；人物：他们的社会属性、性格特征都不重要，鲜明的只是性别，而且他们全都是“性的屈服者”。张资平模式没有揭示出人与历史文化的必然关系，没有显示出“人是文化的动物”的丰富内涵，没有体现出性意识在人生和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升华。在审美与认识的倾斜中陷入困惑的张资平，只能在文学史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关键词：张资平；小说创作；性；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139-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作家，张资平是极为平平的；而作为一种现象，张资平却是非常突出的。在文学创作中对性意识竭力张扬，把性描写的透明度极大增强的，当首推张资平。在他数百万字内容模糊的作品中，我们最清晰地看到的就是一个字：性。性在张资平笔下是公开的，随意的，普遍的，彻底的，混乱的；然而也是有轨迹可寻的：性成为他作品里“爱的焦点”，由此放射出种种眼花缭乱的“线”：性的“等分线”、“回归线”、“双曲线”与“渐近线”，这些线构成了又多又畸形的三角、四角以至多角的性爱故事，而故事里的人都在“不平衡的偶力”作用下，滑向“爱与时代的歧路”。这不是用他作品的名字在堆砌文字游戏，这确实是他作品的内在逻辑。

　　张资平的创作模式是很清楚的。视点：抛开纷繁的社会联系，紧紧抓住人的原始本能，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是一种生物，其思想行为多受生理状态支配。所以观察人类先要由生理的方面描写”。他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情节：以性欲为中心的多角恋爱故事，并佐之以强烈的变态刺激，这些故事伸出的“角”，多半是有夫之妇的婚外恋，超越常情的师生恋、叔嫂恋，以及叔侄乱伦等等。接吻、拥抱、抚摸、窥视、肉体袒露，则是穿插在这些“典型”情节里的“典型”细节。人物：他们的社会属性、性格特征都不重要，鲜明的只是性别。而且他们全都是“性的屈服者”。可以说，在张资平的主要创作里，我们读到的基本上是一个重复的故事，看到的大体上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把张资平整个创作及其理论的“精华”提炼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是精彩的、透辟的。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张资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那个主题、那个故事、那些人物，虽然使他的作品丧失了独特的个性，历来没有攀上过艺术审美天秤，但是却极为鲜明、浓烈地加强了其整个创作的总体性特征，这种总体特征已不再限于文学创作本身，而是不断重复着传达出（尽管不是有意表现出）一种人生思考。一种僵死的、令人厌烦的创作模式，无形之中在哲学思考上提出了一个活跃的、令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命题。这就是张资平创作模式显示出的巨大不平衡：毫无审美意义，却有深刻的认识价值。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张资平所描写的那些性故事本身，而是在这些故事背后也包括作者自身的内在困惑和迷惘。张资平模式在一次又一次承袭单调乏味的性爱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客观表明：性爱毕竟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现实的生命意识。然而如何升华这种意识？如何在不仅属于肉体也属于精神的两性关系中，艺术地表现心灵的撞击？如何以人的性本能投射人的社会性？在这里，张资平及其模式陷入了苍白无力的境地和深深的迷惑之中，也正是这种苍白和迷惑给我们提供了富有时代历史价值的认识。

　　张资平写于1925年的短篇《不平衡的偶力》，或许在解释其模式的不平衡方面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小说的情节很简单：高均衡新丧妻子，便一人来到W海岸，不期遇到了汪夫人——高妻子以往的同学吴玉兰。均衡与玉兰曾有过一段恋情，后来各自配偶。现在相遇之时又生无限感慨，高已丧妻，吴又对自己丈夫很不满意，于是高、吴两人重又相爱。应该说故事本身是缜密圆熟的，人物感情的发展也自有其合理之处，“高均衡”这个名字也许正暗含着作者对其命运的态度。但是张资平把人物的“爱”完全植根于“性”的挑拨之中，可以充分展现的爱情波澜，却翻腾着性欲的浊浪。吴对自己丈夫的反感，不仅因为他的商人气习，还因为他是个“难看的老头子！”特别是高对吴的温情复发，丝毫没有同情于吴的遭遇，而是“他觉得现在的她很是美丽，比八年前十年前还要美丽”。其实十年前他“爱”她的也就是“桃色的双颊，柔润的鲜血色的唇，敏捷而巨大的黑瞳子，富有弹力的乳房的轮廓”，以及她那“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象”的“内力”。如果说高对吴的命运有点什么关注的话，那就是他怨恨她的丈夫替他享有了她的“处女之美！”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失败，也是第一种精神的痛苦！”这种完全发自于本能的“偶力”，破坏了人物情感与性欲的平衡，破坏了人性与社会性的平衡，而且也破坏了作品应具有的审美与认识的统一。不仅如此，这种“偶力”还内在地支撑着张资平整个创作倾斜的框架。

　　对张资平模式进行艺术分析是很容易的，进行道德评判更不困难，困难的是准确把握张资平模式的迷惘和困境。张资平津津乐道地大写性欲的冲突，其实他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性欲冲突；以往我们也喋喋不休地忙着给张资平戴上“肉欲讴歌者”、“多角专家”、“黄色大师”等帽子，有的甚至完全用人格来推断他的创作，其实我们也并不理解他作品的实际价值。这是张资平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肤浅。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把握张资平模式的特定内涵？如何把这一模式放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整个文学与文化对比观照式的评价？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对张资平是认识不足的，甚至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