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模式(2)

　　面对张资平模式不断重复着的故事，我们也产生了一种不断重复着的疑虑：透过这些性的故事，我们在客观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些性的故事的潜在内容到底体现在哪里？张资平早期创作的一部长篇《上帝的儿女们》，在这方面是比较富有启示性的。小说在杂乱无章的情节里上场的是一群上帝的不肖的儿女：男女私通，繁衍下的后代兄妹乱伦，有夫之妇又与母亲的情人大谈恋爱。性在这里成了社会、文化、人际等一切相互关系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也许作者是借此反对基督教义，或者干脆就是胡编乱造，可是我们难道就没有在这肆无忌惮的男女乱爱之中领悟到一点什么？这种疯狂的性欲褒渎了上帝，就没有毁灭人类自身？这种毫无理智的乱爱不正标明着正常人性的沦丧？这种可怕的性混乱不正暗示着正当性欲的严肃和重要？

　　在张资平的“性典”里，贞操占着显眼的位置。不仅男人如获至宝一样地追寻处女的贞操，而男人的童贞也引起女人的无限好奇和嫉妒，甚至一些放荡不羁的女性也不断地为自己“后悔不及的身体”辩解、烦恼。在《性的屈服者》里，男女主人公所“屈服”的是贞操观念掩盖下的性欲冲动。吉轩和馨儿的相互追求，本来带有相当的纯情和反对压抑个性的时代因素，但这种追求却逐渐滑落到男女双方对贞操的狭隘要求之中，当双方的这种要求被毁灭之后，吉轩丝毫没有意识到人欲横流的社会的可恶，更谈不上把自己的追求同争得人性自主、反抗无耻和专制的社会联系起来。仅仅因为“馨儿完全失掉了她的处女美”，他昔日追求的理想顷刻间就化成了对一切的怨恨并自甘堕落下去。而馨儿为吉轩始终保持的内疚，也正是自己的失身，但她还有另一层深深的嫉妒：“她不许自己以外的女性有破坏吉轩的童贞的权利。”因此她又不断地挑逗吉轩，要“把他所持的坚苦的伦理观念打破”。不仅仅吉轩和馨儿，在张资平作品中，那些放纵性欲的男男女女们，都在贞操观念上表现出一种极为狭隘的共同心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单纯肉欲追逐必然导致的精神空虚和迷惘，并且在客观上表现着一种深刻的时代矛盾：他们似乎在撕扯着传统礼教的面纱，但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心态又使他们不断用旧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自己的行动，验收自己得到的“成果”。可是张资平在描写这种矛盾的时候，却把目光集中到另一条歧路上去了，他把贞操的得失，把具有时代历史丰富内涵的主题，轻率地归结为人的动物本能，在他的笔下，男人对处女的追求仅仅因为“动物的雄一的生存的任务完全是在这方面”（《性的等分线》），他们认为，“精神的贞操受损失后还有恢复的希望，唯有实质的，身的贞操一经蹂躏是永无恢复的了”（《圣诞节前夜》）。

　　张资平并没有完全不理会由性升华出的爱，他的作品也曾多方面涉及到爱与人生的交织、爱与社会的矛盾以及爱与时代的联系，只是已经抓住的足以深刻表现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主题，同样被性本能的强烈意识冲淡了。《寇拉梭》所描写的男女之恋，从正常逻辑来看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是女主人公静媛，她所面对的障碍是愚昧陈腐的包办婚姻，是传统落后的价值观念，她有自己爱的理由和权力，有反抗社会和命运的勇气，可是这种反抗最终却以乱爱的形式表现出来，果敢决然的行动没有赢得爱的宣言，而是换来了无限惆怅的悔过书。包方婚姻的罪恶、世道的艰难、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最后竟由性爱还原到最低层次的本能冲突。在静媛来看，“纯正的恋爱是盲目的，一直进行了不顾忌其他的一切障碍的”。确实，她在纯正的恋爱面前是怯懦的，并且把本能欲求当作爱加以盲目的追求。爱情在张资平的作品里就是这样被扭曲的。张资平没有写出两性之间真正的爱，也没有写出人物对爱的纯真感受和自觉意识，更没有写出时代社会对爱的多重制约。他的笔触在模糊不清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很快集中到了性意识本身的扭动和延伸方面。

　　因此，张资平模式在性描写方面的随意性和挑逗性，受到了人们最多的指责。张资平细腻，大量地描写了性的种种姿态，性的多层次展露，性的多方面冲突，这种没有节制和理智的性描写，无疑给我们以粗俗、丑陋的感觉。但我们同时不能不发现，这种描写事实上映现着我们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结构的一个特殊侧面：它是我们民族多少年来伴随着封建伦理道德而存在的荒淫无耻、人欲横流的畸形象征，它是对多少在道德家、伪君子道貌岸然外衣之下的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种种丑行的变态揭露，它把以往封闭在传统价值观念当中的卑微心理公开化、透明化。这是一种对奇特文化的奇特反思，以充满猥琐的性描写揭示了充满矛盾的性文化：虽有强烈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却没有自觉和科学意识上的性解放；虽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却无法消除黑暗之中数不清的罪孽；虽有堂而皇之的说教，却又有灵活多变的辩词……这种民族性文化的巨大矛盾导演了多少年来的历史悲剧！而且，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流逝而过的历史长河，它们还不断在现实大潮之中留下严峻的倒影。今天当我们读到张贤亮的那些“启示录”，读到王安忆的“三恋”，回过头来再读张资平的作品，就会清楚地看到历史向现实的无情延伸。而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加深了对张资平模式的认识和理解：它所竭力描写、充分展示的，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的一股割不断的潜流。只是应该特别强调，张资平本人并没有体察到这股潜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他那毫无艺术分寸、满足于表面渲染、流于空洞随意的笔下，一个深沉有力的主题被淹没了：张资平模式没有揭示出人与历史文化的必然关系，没有显示出“人是文化的动物”的丰富内涵，没有体现出性意识在人生和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升华。在审美与认识的倾斜中陷入困惑的张资平，只能在文学史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显然不能仅仅通过性意识自身的内涵予以充分说明，它具有更广的文化背景和更深的时代变动。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读者和时代的接受意识上来审视张资平模式及当代文坛的“性文学热”，问题可能会看得更开阔一些。

　　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审美思考来看一个作家的创作，看一类作品的产生，不仅很有意思，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正视，张资平的作品在当时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在1926、1927年分别出版的《飞絮》和《苔莉》这两部长篇以性意识开始吸引大批读者之后，持续好几年，张资平的作品“行情一直看涨”，他的读者之众，在当时真可谓“一时无两”。仅《飞絮》一书就行销了数十版。读者的兴趣和选择，决非可有可无的指针，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实体。他们的审美取向，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显示着作品的实际价值。我们不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但我们相信读者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紧连着作品的实际效应。在这一点上讲，读者数量是重要的。如果把当时那么多读者愿意读张资平的作品以及当今“性文学热”的出现，仅仅归结为读者的情趣低下，问题就简单化和片面化了。读者数量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象，它掩隐着多层次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