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底层史诗”

　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很多影片中都出现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曾被看作“无根”的香港人，在新世纪之前得到了身份肯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治变化、经济低迷、SARS的因素，香港陷入焦虑之中。在回归前，电影工业领域出现的“疯狂拍摄”和“观望不动”两种态势，如何救市，平复港人的不安成为回归之后的第一主题。电影在表现香港文化和精神的主题上有重要的作用，小人物在大的历史事件中演绎人生，以怀旧和浪漫的手法唤起香港人的一种存在感，以“本土化”的叙事方式来激励人生。香港制造出特有的无厘头文化，也是一个小人物的诞生，在香港电影中，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中看到香港文化与精神的发展，本土化的影像和怀旧的精神主题是香港电影中常常可以见到的，赵良骏导演的《金鸡》（2002）、《老港正传》（2007）以及罗启锐导演的《岁月神偷》（2010）都以表现底层人物形象来叙述历史和现实。
　　一、香港底层文化：本土化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一词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其认为应该把记忆放置于社会总体框架中进行分析，并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记忆和机构就对应有多少集体记忆。”①由于生活结构的不同层次不同，这一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当然也不同。而我们论及底层这个名词，“主要是指生存于社会或组织结构的底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弱势的那一部分人群。在20世纪80年代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著作——《底层研究》用底层历史叙事的方式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从‘沉默的大多数’的维度解读底层的生活世界。”②香港的底层文化与组成文化的这类人群息息相关，底层群体自然对应着他们的集体生活。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自由贸易以及开放的经济环境，整个香港工业化的发展快速，产业格局有了变化，这一时期的香港人已经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居民，他们与老一辈不同，对中原内陆文化逐渐疏离，相反岭南文化以及由于开放贸易带来的西方文化对这些人有着更大的影响，“应享意识”在新一代的心中形成，娱乐消费成了香港社会文化的主力军。老左在影片《老港正传》中的职业是一名电影放映员，影片一开始老左一个人在放映室里，此时的背景音乐是《歌唱祖国》。老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北京，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天安门前照相。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同时，他参与了“左派”的暴动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后悔；老左挥红旗，唱内地的歌，常说社会主义好，穿着“保卫钓鱼岛”的衣服游行，为了自己的信仰常常照顾不到家里；在教育儿子时，他让儿子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可儿子却在作文中写道：“但是我不懂什么叫做爱国，只是听到妈妈和霞姨讲，爱国的人不谈钱，会比较穷。”文化的差异，小左的疑惑不无道理，一个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完全受不同思想熏陶长大的孩子是无法体会到父亲那种狂热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