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底层史诗”(2)

　　在香港各方面转型的同时，香港电影工业格局也发生了转变。香港电影开始投放和吸收海外电影市场，传统的粤语片逐步消亡。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武侠片，而以李小龙为代表的电影符号，更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传奇。香港的文化中总是带着一种奋斗和开拓的意识，在受港英政府统治的这99年里，由于香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社会的中上层基本还是以英国人为主。香港人从生下来那一刻开始就为了“搵食”，不然在寸土寸金的“芬芳港”，如何能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又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即便在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受到外国人的压制，如果不奋斗怎么填饱肚子？
　　二、奋斗中的底层人物
　　香港电影的本土化是与小人物分不开的，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往往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为了生存，在尝尽了生活的甜酸苦辣之后，总会有一种新的感悟。所以在《老港正传》里一直念叨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老左不如《岁月神偷》里一直在说“要保住这个顶”的罗先生，而在影片中生活在底层日子却似乎有些过于“诗意”的罗先生不如《金鸡》里要做一个称职的“鸡”的金如。正如影片中一则刘德华所做的广告所说：“我们要以最亲切、诚恳及专业的态度去待人。”当他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时候，告诉金如要真诚自然，好的服务态度才能有更多的客人，才能做一只金鸡。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香港人，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来支持他们，隐喻在娱乐中的劝诫正是香港独创的无厘头文化，来自底层文化的精髓。小市民的心理，小市民的悲欢，小市民的空间，山阴路上，狮子山下，香港的故事慢慢展开。用摄影机来代替镜子反映真实的生存状态，是描绘底层人物的一种方式，“从镜外的自我与镜中的自我的关系问题入手，探讨女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生存境遇与人格分裂现象，‘镜像’（mirror image）成为研究文学中妇女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镜子’，亦成为男性重塑女性人格，迫使她们以异己眼光来衡量自身的一个著名的表征。”③
　　《金鸡》讲述的是一个从70年代开始，妓女金如的故事。导演有技巧地去除了一些灰暗的元素，将这个很灰暗的职业在吴君如的演绎下变得开朗乐观，而将“妓女”作为一种职业来呈现香港自70年代起的历史。影片以一个雨夜金如去银行取钱遭抢劫，由于停电和胆小的劫匪困在了银行里为开端。黑夜，大雨滂沱，摄影机俯拍了“紧握住的两只手”的雕塑，在雨中急急地奔跑向银行的金如。这个有些压抑的开场，也在以镜像的方式侧面了反映当时的现实状况，像黑夜的大雨一样，社会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但只要像这两只握紧的手一样，互相帮助，那么一定还会有希望。喜剧终究是喜剧，遭曾志伟抢劫的金如还是很从容地面对这场“劫难”，开始了自己故事的描述。这里身材矮小，连抢劫都不会的曾志伟饰演的“劫匪”也值得一提，若不是走投无路，这样的身手，他也不会去抢劫，他的名字“姚仁邦”（要人帮），也以戏谑的口吻叙述了香港人此时的无力、绝望，他们要人帮，要帮助别人。除了金如之外，潦倒的陈教授、抢劫犯叶子强、老鸨伯娘、“北姑”、龙哥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无不为了生存所挣扎，用奋斗来创造生活，以一颗“斤斤计较”但也乐观的心看待人生。  
　　为庆贺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电影《老港正传》则是以一个香港人老左的形象来立传。但这个“非典型”的老左表现得有些过于大公无私，而为了全家一直在努力拼搏工作的“左嫂”、一直不理解父亲出外打拼的“小左”、出国回港承担公司危机的“阿敏”则更为香港人认可。影片末，小左在路上遇见了以前在内地的杨经理，杨经理说“弹性生存，有什么做什么，香港人嘛，靠自己才行”，更像是一个香港人奋斗宣言。随街拍下的香港人的笑脸，以幻灯片形式播出的由成片的村屋、仰拍的蓝天高楼、真实世界里人们的生活情况，这一张张照片都预示着回归十年，香港逐渐变得更好，街拍的笑脸则是为现实中回归十年的香港加油鼓气。以电影片段放映的形式交代时代的变迁以及老左电影放映员的身份，导演赵良骏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天堂电影院》致敬。但是，硬将一个时代的洪流卷挟着老左一人的命运，这一点上似乎处理得不太得当，用放映电影的形式来展现时代变迁，也有些力不从心。影片中提到的《红高粱》《少林寺》但并未提到周星驰电影，而老左总是提到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则有一种“讨好”内地观众的嫌疑。
　　三、怀旧的精神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