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平衡观及其当代意义(6)

　　其一，有助于启发多元整合思维，促进世界和谐。平衡观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之一，其焦点或分水岭是关于矛盾的不同看法及其结论上，中国哲学认为阴与阳是和合的，由此出发，结论必然是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西方哲学认为主与客是分立的，由此出发，结论必然是原子主义、个人主义。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世界多元化更加丰富的同时，系统化、整体化也愈加突出，客观上，平衡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提出全球平衡问题；于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多元文化的星球》报告，提出"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从反面表明，失衡或对抗意味着互相残杀，这是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人类凭借强大的科技生产力与自然抗争，导致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失衡，这是关涉每个人的现实危机，等等。面对突出的世界平衡问题，过去已给人类带来很多麻烦的西方原子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显得仓白无力。中华文化虽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西方有识之士已肯定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够为世界纠偏，是人类未来的福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如是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五千年--引者注）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4]P295"独特思维方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平衡观，其中，最完备的管子平衡观只要让世人了解，那么，在启发当代多元整合思维、促进世界和谐方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二，有助于消除误区，改进平衡观念。若注意管子平衡观的相关内容，看看当今的人们的平衡观念，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应加以消除的误区。首先，平衡以整体为前提。上世纪20年代，布哈林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平衡论"，遭到斯大林的否定，理由是认为它要让社会主义成份与非社会主义成份并存下去[15]P212。其实不然，布哈林所讲的是一定性质的社会整体内的必要因素之间的平衡[16]P148，由此来看，斯大林的批判是不得要领的。今天已十分清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内，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不同性质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发展，总是处于准平衡状态，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其次，平衡未必在平衡点上，不在平衡点上未必不正常。有观点认为平衡就是在平衡点上，否则就是不正常，从管子平衡观来看，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平衡是围绕平衡点的起伏或左右运动，有一个范围，包括平衡点、准平和平衡界，就不一定固定在平衡点上。不在平衡点上有三种可能的情况：准平、失衡性对抗和实质性对抗。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客观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相适应，好比在平衡点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适应又不适应，是准平，一定条件下会出现阻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失衡性对抗，通过改革使之又处于准平衡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是处于实质性对抗的状态，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可见，当不在平衡点上而是处于"准平"时，乃是正常的。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说的矛盾体系的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一种准平衡状态，认识它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明白，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再次，准平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运行趋势。需求与供给绝对平衡是难以实行的，总是处于准平状态的，据此，实际操作原则就如厉以宁所说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17]P460这里的"平衡"指的应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点。只要整个趋势是围绕平衡点的上下起伏、左右波动、不失衡、不对抗，就是准平，就是正常的。

　　其三，有助于认识和遵循平衡机制，搞好经济社会建设。从管子平衡观里可以想到，矛盾平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只有认识和遵循它才能搞好经济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必须遵循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机制，他说："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7]P769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保证整体稳定运行，避免过分震荡，我们认识到了改革、发展、承受三者的平衡机制，并且运用它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们承受的程度三者平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假借资本生产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具有现实性的，因此，劳动与资本、社会与经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的矛盾平衡就具有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只有自觉认清和遵循这些矛盾的平衡机制，才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否则，就会像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那样，违背平衡规律，后果必将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