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论“乐”的伦理学内涵(2)

　　其次，《庄子》把世俗之"乐"视作对外物或外界的一种拘泥。由于这个层次的乐并非《庄子》所主张的，所以其含义较为消极，然从整体上看却不妨碍《庄子》自身所向往之乐具有积极的伦理价值。例如，《徐无鬼》中说："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4}这些行为，无疑是"囿于物"的表现。"物"不仅指物质也指对一切社会价值的外在追逐。所以知士、辩士、察士"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5}他们放任自己的形体和本性，淹没在万物之中，终身也不肯回顾。换句话说，他们执着于一己的才华，以致往而不返。他们所引以为乐的东西，反而限制了他们心灵的自由。对此，庄子主张"无为"。但是《庄子》所说的"无为"，在此处不能简单理解为在实践领域无所作为。因为彻底的"无为"并不能解决人的谋生问题，《庄子》主要是在提醒世人不要将生命附着于外物，从而探寻出"适性求真"的处世伦理。

　　《庄子》主张建立在"适性求真"的基础上之处世伦理。此一观点亦可分两个角度来说明。首先，一方面，庄子是要脱离现世，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超然而全天寿：此即《庄子》由其解脱的伦理说所归结之处世目的。{6}另一方面，《庄子》并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道德的合理化改造的努力，此可称为《庄子》之处世关怀。就前者来说，它上接庄子之宇宙论，走向超越性的生命伦理与体道伦理；就后者来说，它下启庄子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尖锐的问题意识。为了消弥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冲突，《让王》中这样写到："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7}则庄子理想的政治，在于人乐于政则我为政，人乐于治则我为治。意即我所行的政治都是顺从人们的愿望的。同《人间世》篇一样，《庄子》欲说明处世之道只求心之所安，对于"知其不可奈何"之事，只有安之若命。而对于自己职责所在，也应尽其在我，这样便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适性自得了。

　　二、自然之乐与生命伦理

　　《庄子》论"乐"的第二个层次与生命和死亡紧密连结，进而提升至具有审美性的自然境界。生死虽仍属于世俗问题，但已经是人所能面临的终极意义问题，故应与其他问题相区别来看待。《庄子》在论生命之乐时，首先消解了乐与苦、生于死相对立的矛盾。

　　《庄子》从道的境界反观人之存在，展开其具有根源性伦理意义的生死观，而自树立起一套生命伦理的关怀。人在世间无法回避的两大戒律，一是"命"，即自然的戒律；一是"义"，即人类社会的规范。《庄子》以德来消解两大戒律带来的压力。《人间世》云："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8}以德来修养内心，不受喜怒哀乐情绪波动的影响，知道这些是无可奈何的，坦然接受自己自然的命运，这就是德的极致。这里的"德"不是社会道德层面的，而是生命的自然之性与自然状态。人到了视死生为自然的境界，就不再执着于生之乐与死之苦，进而领会逍遥的自然之乐。这种乐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身心一致，才有真正逍遥的自然之乐。

　　其次，《庄子》将生命之"乐"纯粹化，而以审美的原则和视角赞颂生命自然之美、自然之乐。在道家学派，庄子比任何人更集中地关注人生问题，就老子与庄子而论，老子较着重于宇宙论、社会论、认识论等，属于思辨的哲学，而《庄子》则从内容到方法都以近乎审美体验的表述方式，把道引向心灵，从而使人对道的契合与追求逍遥之乐相结合，成为一种人生境界哲学，把人所能臻至的最高境界描述为超越一切物质的、逻辑的、社会声名的局限而达到绝对之乐，这便是庄子之乐在人生面上的发挥。{9}通过这一种发挥，《庄子》将人生之乐递升到"自然之乐"的层次，而能以审美之精神遨游于世间，更进一步则能上升到"至乐"的体道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