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论“乐”的伦理学内涵(3)

　　然而从《庄子》死生自然之乐的目标在现实生命伦理的达成可能性来看，《庄子》的确还面临一些无可奈何的困难。朱贻庭认为，在《庄子》的思想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我"，一个是有知觉有欲望、有好恶之情的感性的我，对于这个"我"，《庄子》主张无之、丧之、忘之；另一个是"丧我"后而有的"我"，它"同于大通"，与"道"一体，是抽象的神秘的"自我"。{10}然而《庄子》中却把它当作"实存的主体"。一大批"无己"、"丧我"的至人、神人、真人，在《庄子》里面十分鲜活。这些人被当作"实存的主体"，是"自我"的人格化。进而可推论《庄子》中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的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是将生命置于审美原理之下的伦理蹊径。《庄子》以肯定人的个体生命之存在为出发点，而其为了使个体生命之存在摆脱世俗的局限而获得自由，在否定世俗的同时，连同被局限的个体自身也一起给否定了。就此而言，庄子的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而且在人生论上表现出明显的超世主义之倾向。最终，现实的人生与世俗的对立却难以获得全面的消解。然而我们不应全然从现实效果来评断《庄子》论"乐"在生命伦理层级上的理论价值，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庄子》"齐死生"、"颂自然"的论"乐"主张，理解其将生命存在向自然伦理的更高境界转化之意旨。

　　三、得天之乐与体道伦理

　　由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推论，《庄子》对人性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所以能把人的世俗状态之"乐"的缺失看透，进而揭橥自然之乐的纯粹之美感，提升现实人生的自由度。在我国思想史上，人性论往往成为一个思想家伦理学说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老庄也不例外。老庄自然说和人性论的一个中心观念是"抱朴"，就是保持自然的纯朴状态。然而《庄子》论"乐"亦没有止步于自然之乐的层次。如果对自然之乐的讨论说明了《庄子》对苦与乐、生与死之对待关系在境界上的超越，那么下面要讨论的"天乐"则是涉及人"体道"之终极伦理目标而具有最高工夫实践意义的重要支撑。

　　首先，《庄子》论述"天乐"的意义，为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做一铺垫。如果说庄子通过齐生死消解了生与死、苦与乐的对立关系，那么天乐与世俗之"乐"乃至自然之乐的区别在于，天乐消解了"乐"之本身，所以才能支撑"至乐无乐"的要旨。《天道》篇开头讨论了道与天乐的关系："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1}明白天地的真实状态，就是理解了大根本、大宗主可以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此协调天下，则可以与人们和谐相处。前者称为得天之乐，后者称为人间之乐。所谓"大本大宗"就是指"道"。道若分成自然之道、帝王之道和圣人之道仍然不够清晰，因为帝王与圣人都是统治者，《老子》形容圣人为"悟道的统治者"，但是帝王与悟道并无必然的关系。因此，在伦理之意义上，"道"更适宜作为真与善的象征，而能同时臻至心灵的美境。在这个意义上说天乐，已经无法在语义上以"乐"的原本意义涵容。故而《庄子》要以上天的乐趣为师法，以"道"的视角对宇宙作整体观，则"得天之乐"的工夫实践就是在人世间的逍遥遨游。

　　其次，《庄子》考虑了人如何能得天之乐，以及"至乐无乐"如何能够实现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天乐本是依循自然的谐和律则而得到的快乐，《庄子》书中肯定天乐时也有肯定人乐的部分，但对人乐，夹杂有浓厚的"自然"天乐意味。从人乐如何能够上升到天乐，其间理论与实践的沟壑要怎样弥合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注意《庄子》中"和"的概念，借"和"以说明"乐"本身如何可以达成其语义一般意义上的消解与转化。因为"和"之乐算是内在修养的延伸与成果，在人乐于天乐之间成为意义沟通的桥梁。沟通天乐与人乐，是进入"乐"之体道境界的基础。而为了达成体道之目标，又必须进一步地转化人之个体意识，使人通过修养和体会不断接近"得天之乐"的境界。

　　在伦理学意义上，《庄子》在理论的表达上强化了形上意义之"道"，而形成一种体道伦理的特殊形态，最终达到乐与真与善与美的融合。《庄子》体道伦理的圣人境界，是庄子对体道之境的更具体的说明。《则阳》篇对圣人的这种状态做出了生动的描述："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12}圣人对人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把体道之高妙与人伦关系之实际贯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