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数上海：一曲老浦东的挽歌(3)

　　男女两性的关系是一个时代社会关系最集中深刻的反映，它揭示的是时代文化、精神、心理的深层变革。这部作品中对情欲的表达直接而大胆，夏商借此成功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老浦东的旧伤痛和新情热。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人心，此时的两性情爱虽然还没有像90年代之后那样，逐渐物化为一种消费品，但性的商品化特征已初露端倪。性获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这使它失去了以往的神秘感和专属性。乔乔最初与崴崴的野合，是报复小螺蛳的交易也是对自我欲望的满足；王庚林明明嫌弃邱娘这个嘴角有颗“老鸨痣”的女人，却一次次禁不住与她发生关系；乔乔之母梅亚苹的身体早就熟过头了，“大光明”还是愿意在她身上重温自己的青春梦；侯德贵对妻子秦芳心怀感激，却不妨碍他在老虫绢头的“温柔乡”中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满足。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欲望的发生成为了自然人性的一种表现，它超越了五六十年代那貌似神圣而超功利的革命羁绊，而是杂糅着真情、欲望与交易。在崇高与物欲之间，作品谱写出开放初期老浦东的新性感。这其中，诸多女性的身影值得回味。乔乔、老虫绢头、刀美香、顾邱娘、梅亚苹都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当没有一个男人支撑的家作为避风港时，她们单肩撑起一边天。乔乔将熟食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梅亚苹与“大光明”一起养殖长毛兔，顾邱娘经营“团结饭店”与独子相依为命，老虫绢头本来有了“大光明”这个靠山，最后还是选择了出走。她们一方面以野草般的生命力展现女性的坚韧，另一方面又直接而粗犷地表达身体对欲望的呼喊。她们身上展现的魅力绝不亚于浦西那些身着旗袍的丽人们，在对身体和心灵的诚实关照中，散发出上海另一类女性的动人光彩。
　　小说中大量运用的方言和随处可见的民俗，让文本在呈现出强烈乡土气息的同时，人物事件栩栩如生。即使不是上海人，当读到“松了卵蛋”（因露怯而败下阵来）、“扎台型”（炫耀、爱面子）、“有腔调”（有种）、“吃瘪”（丢面子）、“贼忒兮兮”（一脸不正经的样子）这些土语时，也能够从它们的字面意思展开丰富的联想，人物于是形神兼备，跃然纸上。同样，水潽蛋、开洋馄饨、蜜汁烤麸、白斩鸡，飞跃牌电视机、蝴蝶牌缝纫机、红灯收音机、宝石花手表，还有侯德贵葬礼中那一套叫不出名字的仪式等，作为当地民食、民俗和一时历史的再现，也都引起我们对这一方水土的无限追想。方言和民俗，既指涉空间的方向，也承载着时间的重量。通过它们，宏大的历史叙事装进了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中去，于是，人和事都不再是浮雕，而是篆刻中的阴文，深深嵌入城市的历史中去。
　　作者基本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但并不是一味地铺陈写实。作品中不乏魔幻现实主义笔法，这给作品增加了浪漫荒诞的气息。乔乔在川沙寄居唐记饭店时总在做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在梦中，唐家成了一片坟地，一男一女幻化成狐狸在墓碑后交欢。乔乔拿着一把带血的镰刀，看到那只母狐狸的笑容熟悉而诡异。这样魔幻的笔法蕴含着深意。作者借此将农芳那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理表现得异常到位，启发读者绵长的联想。最后“挖宝”一节也意味深长。传说中的宝贝原来是一张丝绸缎子的老浦东地图，“上面虽署有长人、高昌等地名，却绣着河道、城镇、市集、树林和人物。整个画面的基色是秋黄，河是浅灰，镇是深靛，市集米色，树林深蓝，人物则红男绿女。”地图的指涉十分明显，它就是老浦东的一个风俗画，然而画中事物既属于历史，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隐喻。画中你我经历着悲欢离合，外人看来不过一派平和景象，历史命运隐于其中。这幅地图在重建天日后华丽地速朽，预示着曾经的悲欢离合风土人情也终将烟消云散，那被风吹起的纷纷扬扬，是为现实中即将消失的浦东所唱的最后挽歌。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可读的文本”，而是“可写的文本”，对上海城市的书写，从来都是一个“可写的文本”。上海故事向来有很多种写法，茅盾的、穆时英的、张爱玲的、周而复的，还有王安忆的。在这“罗生门”般的复调声音中，哪个才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夏商这“一摞人生的流水账”，我看到了“浦东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