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玉电影：关注社会创伤性发展中的灰色人物(2)

　　林东的情欲是《苹果》这部影片的始作俑者。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不断用正面、中间和反面人物来分析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这种观点在当今多少有些过时，但是他在“情欲论”一部分的论述还是有效有理的，他认为人的社会习俗的各种规范限制了这种内心的冲动，熄灭了个性的燃烧。而事实上人的内心世界中充满着矛盾冲突，都有内在欲求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情欲是人类心灵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情欲与理智是一对基本矛盾。情欲按照理智的参与程度分为很多个层次，而最低层次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欲望，这是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现。影片中将林东的动物情欲表现出来，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人性退化的讽刺。
　　情欲作为生命的内驱力是极不稳定的，往往非常粗鄙。在人类社会中，赤裸裸的情欲本体是没有容纳空间的，它受基本的法律和道义的制约，因此情欲虽然是人的本能，但也受到善恶、美丑、正邪、是非、圣洁与粗鄙、崇高与卑劣的价值判断的制约。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林东就是被金钱所支撑和武装），人们为达到邪恶的目的就会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行良知，他就会成为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林东强奸刘苹果，和安坤与林东妻子王梅的报复性苟合，都是灰色人物偏向反面人物的表现，动物性甚至说是兽性的体现，丝毫没有美感和道德感，更没有情欲升华的余地。导演李玉揭示了情欲在道德感和理智处于失控状态下带给别人的伤害。情欲并不是人们可以为非正义非道德行为开脱的理由，因为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更高层次的社会性情感，这是对人性更为高级的要求。影片中这些灰色小人物在生活压力的压榨下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营造和消化这种崇高的社会化情感，李玉所展现的就是这些灰色人物在疲于奔命中缺失崇高情感的过程。
　　3.灰色人物的悲剧性
　　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现实主义的深入探索都伴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展露。历史、时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中投影得越深越广，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内心世界和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才是文艺作品的意味所在。高尔基曾在《给马·加·西瓦齐夫的信》中说：“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灰色人物形象的实质。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安坤这个角色也有能将人心揉碎之处，而灰色人物的悲剧性就是通过复杂性表现出来。
　　在偌大的北京城，他的生命中却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现实的压迫将他抛入充满风险、悲苦和漂泊的境遇当中。无论是安坤还是刘苹果，甚至是林东和王梅，他们的生命状态都是不完整而有缺失的，他们因缺失而迷失，那么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当代著名的现代性理论家赫勒早就预言过：“现代性不是天堂”。同样，北京也不是天堂，相反比起其他淳朴宁静的地区多出数不清的肮脏和罪恶。现代性的进程并不都是幸福的灿烂阳光，也不可能是完全公平的，比如安坤和林东注定就处在绝对不公平的地位上。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去承受前进的代价，甚至是所有的人都要去承受这些代价。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来说，也许“历史是一个可怕的屠场，在其中目的与目的的交错，罪行与邪恶居于统治地位。它不是烁的领地。个体与特殊不断在普遍性的祭坛上被牺牲。”因为这些灰色人物是基于社会存在的不合理而存在的，安坤在这个大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茫然中心潮的起落正是他悲剧性的起始。
　　二、混乱人格的指代和隐喻
　　李玉善于表现这个混乱时代的小人物，除了《苹果》，她还创作了《观音山》和《二次曝光》等影片，这些影片中都浮现出了一些灰色人物形象。在李玉的作品里，总有一个标准的叙事模式，那就是主人公违背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判断和评价，或者阻碍了大众群体的观念传播。采用混乱的人格和事件架构故事情节，关注社会中的诸多细节——这是李玉对小人物在社会“创伤期”成长后遗症的反思和疗救。
　　1.“幻境”与“现实”的交错
　　“幻境”与“现实”是最无法逃避的一对对立项，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批评的方法对《二次曝光》这部作品分析，其内在叙事结构中所充斥的是矛盾对立项。前半部分是在宋其幻境中的生活层面，她拥有着完满的物质生活和至亲至爱，这一切却被佩戴橙色丝巾的好友小西粉碎，宋其怒火中烧痛下杀手，而后被警察追捕惶惶不可终日；而在后半部分的真实生活中，观众得知宋其在年少时期家境贫寒，亲眼目睹亲生父亲用橙色丝巾将出轨的母亲勒死。宋其童年的心理创伤导致其自怨自艾逃避现实，最终陷入扭曲的精神囚牢。
　　电影围绕着主人公展开的是“幻境”与“现实”的交错冲突构建了剧情框架，除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充斥在影片中多重的、潜在的或显性的对立符号元素也在彼此交叉分离中独具隐喻象征意义。宋其在杀人之后寻找精神包容而依托于水下隧道。她最终告慰父母之灵后去了能够洗涤灵魂的滴水溶洞，自身陷入象征着宁静的理想生活的海岸，正是这一系列美丽的、敞亮的、纯粹的、原始的中国自然景象构成了主人公内在渴求的理想世外桃源，这些场景与影片开头宋其肮脏的、封闭的、凌乱的、现代的生活和环境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这些对比项又带出李玉要展现却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对立项——贫穷与富足，或者说，从物质贫苦走向物质富足的过程中，社会集体都面临信仰缺失。
　　宋其杀人，从法律和道义的角度来说，她是一个代表非正义人生的反面角色。但是她的人生又指代和隐喻了另一个发现：社会在创伤性发展中飞速前进，而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却在创伤后遗症中舔舐自己的伤口。何为“创伤后遗症”？这既是一个心理医学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由专门研究创伤后成长的先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Calhoun教授提出的。一般来说，引发创伤后遗症的事件一定是能够引发心灵震动的。如果对象能够与创伤事件进行抗争后体验到积极的心理变化，并在某些领域的成长超越其与危机斗争前的水平，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不过这却不是李玉想在电影中表现的，她是想用粗粝凌厉的风格表现消极的一面，她要表现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症状，轻者如性格缺陷、心理偏执。比如安坤偷卸林东的奔驰车标，但是动作的发生又会给观众带来一种解脱感；严重的甚至是宋其这样的精神分裂。所以，“幻境”与“现实”的混乱交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由社会变革引发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疾病。这些症状就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付出的代价，这使得观众在解读影片的时候将宋其触犯法律杀人的嗜血和遭受精神重压的悲剧结合起来，以灰色人物处理宋其这个人物形象。李玉把这种混乱用既真实又文艺的方式表现出来，凸显了灰色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和产生的必然性。
　　2.“人与水”结合的意象
　　李玉的影像风格一向是斑驳粗粝、冷静真实的，她为了深化冷静的意味，多次使用“人与水”结合的意象，例如上文提及的《二次曝光》，宋其在杀人之后寻找精神包容而依托于水下隧道；她最终告慰父母之灵后去了能够洗涤灵魂的滴水溶洞；在《苹果》中两次洗浴；《观音山》中多次的游泳、洗澡等。这些“人与水”结合的意象实际上具有深意的隐喻表达——以水来冲刷身上的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原罪应受刑罚，担当罪孽。原本爱包裹着原罪，但是这个“失爱”的时代仿佛剥去了原罪的糖衣，将人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罪孽全都袒露了出来。李玉用“人与水”的意象冲刷洗涤罪孽，表达了美好的愿望，更揭露了风险社会时代的肮脏。
　　情欲并不是人们可以为非正义非道德行为开脱的理由，因为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更高层次的社会性情感，这是对人性更为高级的要求。影片中这些灰色小人物在生活压力的压榨下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营造和消化这种崇高的社会化情感，李玉所展现的就是这些灰色人物在疲于奔命中缺失崇高情感的过程。
　　3.灰色人物的悲剧性
　　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现实主义的深入探索都伴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展露。历史、时代、社会在人的心理中投影得越深越广，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内心世界和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才是文艺作品的意味所在。高尔基曾在《给马·加·西瓦齐夫的信》中说：“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灰色人物形象的实质。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安坤这个角色也有能将人心揉碎之处，而灰色人物的悲剧性就是通过复杂性表现出来。
　　在偌大的北京城，他的生命中却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现实的压迫将他抛入充满风险、悲苦和漂泊的境遇当中。无论是安坤还是刘苹果，甚至是林东和王梅，他们的生命状态都是不完整而有缺失的，他们因缺失而迷失，那么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当代著名的现代性理论家赫勒早就预言过：“现代性不是天堂”。同样，北京也不是天堂，相反比起其他淳朴宁静的地区多出数不清的肮脏和罪恶。现代性的进程并不都是幸福的灿烂阳光，也不可能是完全公平的，比如安坤和林东注定就处在绝对不公平的地位上。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去承受前进的代价，甚至是所有的人都要去承受这些代价。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来说，也许“历史是一个可怕的屠场，在其中目的与目的的交错，罪行与邪恶居于统治地位。它不是烁的领地。个体与特殊不断在普遍性的祭坛上被牺牲。”因为这些灰色人物是基于社会存在的不合理而存在的，安坤在这个大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茫然中心潮的起落正是他悲剧性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