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研究(2)

　　宋初强化科举，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固然调动了读书士人的积极性，促进了读书风气的兴盛，也使书院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但是由于取额过多过滥，读书士人为逐名利，埋头读经，不务实学，且作弊流行，毒化了社会风气，难得有用之才。就连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科举弊端丛生，景德二年宋真宗就下诏书指出：“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竟斯甚，缭滥益彰……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宋史·真宗纪》）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社会风气终难扭转，科举之弊，愈演愈烈。统治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背道而驰，不得不设法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对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点重新审视，理顺培养人才与选用人才的关系。

　　这时书院的发展状况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尽管创办了一批书院，但限于种种条件数量难以增加，规模也难以扩大。“北宋前期，全国仅有20所左右，最大规模的岳麓书院，最多也就数百人就读”。这些现状说明，宋初统治者强化科举考试制度，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的方针陷入了新的困境，必须做必要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官府办学，将朝廷文教建设转移到重点兴办官学的轨道上。兴学运动已是大势所趋。

　　庆历四年，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开始了北宋的第一次官学运动。自庆历兴学之后，官学逐渐发展起来，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书院代替官学的使命完成，政府对书院不再热心和提倡，而且官学的待遇优厚，条件优越，士子乐于就读官学。之后又连续在熙宁、崇宁年间兴起两次兴学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以至于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反而日渐沉寂，“宋初建立的书院，在官学运动中，或被废弃，停办；或改作他用；或被僧道所占；或改为州官学，所存无几”。尽管朝廷从未采取过任何限制或约束书院发展的措施，但三次兴学运动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自庆历四年始至绍兴末年，经过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几次兴学，无论东、西、南、北四京的国子监，还是各府、州、军、监，以至县城的地方官学都有所扩展和建置，形成了书院与官学并存的局面。尽管宋初的一些书院或消失，或被破坏，但同时又兴起了一批新的书院，可见这时的书院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正如《续文献通考》云：“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只是没有前期那么令人瞩目。

　　在失去承担官学的职能之后，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开始逐渐与宋代的学术发展和需要结合起来，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基地，这是书院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即由替代官学转向学术研究与传播，同时也预示着书院的发展高潮即将来临。

　　三、理学的兴盛与宋代书院鼎盛期的辉煌

　　随着宋代学术的发展，尤其是理学的兴起，特别是二程的书院教育，书院开始具备了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功能。“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为了创建洛学体系和传播洛学，曾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颢在河南扶沟县创建明道书院，程颐在伊河附近建伊皋书院。”这说明，宋代文化和学术的繁荣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南宋书院的蓬勃发展局面，使书院最终成为了研究、传播学术思想和培养人才并重的基地。

　　南宋书院的勃兴自孝宗隆兴元年开始，直至南宋灭亡，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达到了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较之前代显得更为成熟和富有张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过宋王朝南渡后几十年的发展，到了孝宗统治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逐渐稳定下来，统治者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限制也逐渐松懈，开始肯定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宋理宗即位后，对于理学的态度更为热情，“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之道”，“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而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旋改徽国公”。不久，又下令将“周、张、二程和朱熹一起从祀学宫”。这样，程朱理学一跃而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与此相一致，对于各地书院，他们也一改原来漠不关心或压制态度而积极加以扶持。尤其是理宗、度宗两朝，最高统治者向书院赐额、任命书院山长、教授和向各地书院赐田几乎史不绝书。上行下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朝野上下都视创建书院为荣，纷纷以各种理由来建立书院。书院建立者的身份，也颇为复杂：有各级贵族和官吏，有学者。此外，以地域为主的乡人公建书院、以血缘为主的族姓公建书院也不胜枚举，几乎遍及各个阶级和阶层，甚至官办书院数量也迅速增长。中国书院进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