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改变什么？

　　2013年10月26日，“2013年美国国务院学友创新项目：课堂上难得的知识”系列活动之一“我们可以改变什么？——低碳与环保领域的公共领导力”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举行，来自美国驻华使馆、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大学生论坛、外交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时事出版社的四十多名管理、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参会。会议旨在向大学生展示公共创业人员是如何协助政府为气候和环保治理带来积极变化的，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自由讨论的方式互动。

　　一、研究背景：全球治理范式的变革时代

　　全球变暖和绿色变革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新特征，它以第六次创新浪潮、第三次工业革命为特征，是维基经济学、开源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时代决定了全球公共物品（以下简称“公益”）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以往的等级式公司生产或利诱式市场生产所不同，当前出现了以人类自愿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对等生产。这种生产的动力并不来自物质性的奖惩或等级式的强制，而是来自缘于人类自身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结合与均衡。而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结构性、剥削性劳资关系发展为创新性、平等性合作关系。于是，公共事务治理范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权力驱动的霸权稳定社会秩序，或利益驱动的经济治理机制，或者以规范为导向的社会学习进程，转化为以问题解决和创新学习能力为标准的能力建设时代。也就是说，在全球变暖这一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严峻挑战面前，全球治理形成了一种融合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思路的管理学派综合视角。

　　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中，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要求涉及其中的利益相关方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多样化方式，为现存环境与气候问题带来希望的曙光。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下尚未达成全球一致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但各国近些年来却不乏成功的气候治理实践，而且很多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自愿合作达成的。这些自愿合作充分体现了协同创新、公私合作的对等生产特征：私有行为体专心致力于攻克科研难题，公共行为体则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方面力求保护私有行为体的能动性，保证公共物品的可持续提供。

　　二、研究问题：如何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挑战？

　　在绿色变革时代，哪些治理实践取得了成功？是谁如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供全球治理的“公益”？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公益提供不足，不缘于争权夺利，也不因为共识缺失，而是公共治理需求与私有行为体供给之间的供求均衡能力不足。

　　假设二：成功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都是兼顾公私利益的制度设计，需要充分的偏好、规模和资金信息，并具备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创新知识和专业人才，有推动信息互通的平台，从而实现公平分配和标准化管理。

　　假设三：这些条件的具备，与以下三类公共企业家的推动密不可分。

　　（1）规范创业人。热心社会规范变革并通过规范潮流或规范瀑布为社会规范带来实质性突破的行为体，从而对现有社会规范所需前提条件进行整合与革新。①

　　（2）政策创业人。拥有对某种伦理或道义规范的坚定信念，并能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影响公共政策的建议及行业内法规的行为体，是具有企业家首创精神的政策实验师。②

　　（3）知识创业人。在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中进行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的专家和知识分子，能够在自身从事的研究领域，以项目创新研发的方式，形成有助于决策优化的知识共同体。③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周尚意教授向与会人员致欢迎辞。她提出“为什么要走出教室”的问题，认为成功的教育应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强调社会责任，二是重视田野调查，这也是支撑此次“2013年美国国务院学友创新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力求与参加本次研讨会和为项目提供支持的各方一道，遵循“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师大校训，为推动公共教育事业的开展贡献力量。环境问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本应当由政府来提供，然而，决策者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助，她希望参会的同学们在走出课堂时，心中能够种下一颗公益的种子。

　　美国驻华使馆副文化官柯伟立先生用中文致辞。他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为了使子孙后代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地球气候、生态和自然环境。中美在这些领域有巨大的互补性，两国应当共同努力推动相关合作的开展。

　　2011—2012年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养博士生、外交学院助理研究员郦莉介绍了研讨会从创意到实现的过程。首先，项目负责人肖凤娟副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的支持是会议举办的前提。其次，会议的概念框架来自于博士论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公私合作关系》写作过程中的思考。在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治理模式面临市场（金融危机）和治理（生态危机）双重失灵时，由“官产学媒民”多元权力中心的公共创业人共同参与的新公共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通过推动学术创新和能力建设，公共创业人通过知识创新、政策建议和规范传播的方式推动公共治理难题的解决，发挥着公共和私有部门间“桥梁”的作用。鉴于此，研讨会在三类公共创业人中各邀请两位代表，他们讲述了各自在低碳与环保领域带来的变化，激励与会各方坚定公民参与治理的信念，为气候与环保治理贡献力量。

　　三、案例研究

　　接下来，在周尚意教授的主持下，六位与会代表分别发言。

　　（一）教师与研究人员：知识创业人

　　第一议题中，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红旗教授分别以“我与环境政治学”和“科学家应该是环境科学普及与环境教育的先驱者和指导者”为题，分享了自己投身环境政治学研究与环境教育实践的历程。

　　郇庆治教授坦言，1997年，在博士论文《欧洲绿党研究》答辩通过时，他对绿党这一生态型政党的了解多来自英文文献，并没有亲身感受。1998年，他赴联邦德国访学，对绿党有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转变，并将这些转变写进了2000年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专著中。此后，郇教授又多次赴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访问交流。2002—2003年，他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2003年，他创办了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举办了三次国际研讨会。2005年、2008年和2012年，他主持出版了“环境政治学译丛”三批译著，成为国内首批关注环境政治学特色方向的译丛。此后，他任教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得了教育部课题，研究成果是一套由译著和国内学者参与撰写的“环境政治学论丛”。另外，他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的负责人，2014年将与德国柏林大学合作组织国际研讨会。郇教授说，从在大学设立环境政治学研究中心，到构建环境政治学学科，再到建立国内环境政治学研究网络，这些研究目标的逐步明确，是与自己在海外的连续学习经历密切联系的。要回答“我们可以改变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可能就是推动了国家的环境政治学学科建设，这其中是充满困难的，因为如果选择不去开拓新领域，可能更容易成功，但是挑战往往就是创业理念和创新精神得以实现的机遇。

　　王红旗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他所参与的环境教育项目行动。王教授指出，中国的环境污染及其带来的健康隐患与农村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相互交织，是充满矛盾的复杂治理问题。要使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合作且共同在环境与发展的治理共同体中受益，需要领导者、决策者和民众的共同参与，而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便是环境教育。科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的是环境科学普及与环境教育实践的责任。比如，在中央制定国土规划中的环保政策时，由于各地有不同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安全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哪些地区应当推行怎样的政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些理念的转变和责任感的培养，需要从青少年抓起。王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EP）和环保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的培训项目，编辑撰写了《互动式环境教育教学指南》（小学册、高中册）等针对青少年环境教育的教材，使环保观念在孩子们心中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