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改变什么？(2)

　　在第一议题的问答环节中，来自中财金融学院的同学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环保与金融专业是否有结合点？学者回答说：当然有，环保政策规划在考虑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时，也会关注包含风险因素的投资曲线，而这其中不仅有资金风险，也有环境风险。第二个提问的女生家住福建省某镇，镇上主要产业是采矿业，但由于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很多煤矿企业都倒闭了，使该镇缺少了基本的经济来源，加之镇上地理环境恶劣，农田被河床中的污水污染，导致种子和庄稼受到连锁反应，生猪养殖业也受到了负面影响；后来该镇与厦门合作开发高新产业区，但产生了更多的垃圾，与拉动经济的初衷相背离。经济条件的恶化使得环保理想成为天方夜谭，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家乡好起来？学者回答说：当利益团体存在相互矛盾的利益时，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会相应迟缓。领导观念的转变与百姓意见的表达是有关联的，而百姓价值观的形成有赖于环境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动。辽宁本溪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但现在却是环境优美的田园小镇。这个过程需要每一个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公民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民众观念的转变，久而久之便会有良好的效果。

　　（二）一线实践者：政策创业人

　　第二议题中，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副研究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合约教授刘恒伟博士分别以“气候金融中的环境保护”和“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设计来应对气候变化”为题，介绍了气候金融在环保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制定和运用碳交易机制与高碳企业形成良性互动。

　　王遥副研究员1996年曾在证券公司工作，后来回到母校中央财经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10—2011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她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气候金融的作用，一是融通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二是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三是发现减排和低碳投资的价格。针对同学们提出的低碳与环保与金融有什么关系的问题，王遥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环境和气候风险在未来投资结构中的重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导向，使得相关的风险管理工具成为投资者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在这一投资风险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确定低碳成本发现价格是减缓风险不确定性的关键，这使绿色信贷和绿色证券业务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她指出，在涉及环境污染责任险以及绿色信贷的一系列细节问题时，要以信念、行动和坚持去推进气候金融事业的开展。

　　刘恒伟博士说，气候变化已经离我们很近。首先，政府对气候公共政策的认知趋向于准确和全面。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参加气候谈判的代表仅仅来自国家气象局，说明对中国政府来说，这还只是一个科学问题。21世纪初，外交部成为谈判主力，说明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气候问题的政治属性和气候博弈的严峻挑战。2007年之后，气候问题的主管和协调部门成为国家发改委，表明中国政府真正将气候治理看成一个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经济问题。政府获得了自上而下开展气候治理的动力。其次，政府的治理方式趋于与市场相结合。“十一五”期间，为了达到20%的节能目标，中央政府采取了地方全民“拉闸限电”的方式，治理工具局限性很大。“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制定了40%—45%的碳强度减排约束性指标，这是仅仅采用拉闸限电的方式所不能完成的，因此，需要在制度设计当中纳入激励政策，有效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高碳企业）的积极性。借鉴并设计中国的碳交易机制有助于节约减排成本，优化气候决策，这已成为势在必行的决策选择，并将带动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改革和碳市场定价等一系列决策元素的有益探讨。

　　在第二议题的问答环节中，有同学提到：在绿色意识的培育方面，中美差距非常大，包括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的判断标准，本身就缺乏绿色的内涵，怎样才能培育和增强绿色意识呢？对此，学者普遍认为，绿色意识的增强有赖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居民不但严格遵守垃圾分类规定，而且很多家庭会还主动进行垃圾处理，究其原因，除了与该州优良的环保和低碳传统有关之外，还与州内开展的个体激励制度密不可分。再如，我国也正在进行能够推动低碳绿色行动的制度设计，包括分税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引进钢铁、水泥、炼油等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将绿色GDP纳入人事考察中，提出了一系列税制、金融和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更可持续。江西九江被叫停的PX（对二甲苯）项目，就表现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不得不作出抉择的情境。绿色变革理念带来的新制度设计方案，会使公共政策的优先性排序发生变化。

　　（三）非政府组织：规范创业人

　　第三议题中，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地区国际事务部主任雍容和绿色大学生论坛总干事宁佐梅分别以“行动带来改变：为中国江河去毒”和“大学生如何参与到气候与环境治理中去？”为题，讲述了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低碳与环保领域所做的工作。

　　雍容曾任外交部驻坦桑尼亚外交官，职业经历的积淀和感悟使她毅然作出了转入环保NGO工作的决定。“为中国江河去毒”这个项目，是她从业以来参加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环保行动。该项目遍及全球26个国家、30个城市，聚焦纺织业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带来的污染，发现我国就有70%的淡水因此受到污染，出现了400多个癌症村，发达国家已对此明令禁止，但在发展中国家尚处于无监管状态。2011—2013年间，绿色和平发表了《时尚之毒》、《潮流？污流》等五项调查报告，深入剖析了时尚行业的污染状况。不同于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式的“末端治理”，绿色和平采取的是“源头治理”，针对耐克（NIKE）、李维斯（Levi’s）等17家体育时装品牌企业，进行全过程的“去毒”（detoxication）行动。绿色和平与这些企业签订协议，作出到2020年将生产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彻底清除的承诺，并制定“去毒路线图”，邀请专家介绍化学替代品，举办研讨会和纺织业论坛，发表了6000多条媒体报道，10小时之内得到了800多万次浏览，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为此，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批示，国家环保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专门讨论这一严峻的污染问题。此后，绿色和平又不断与政府相关部门（2009年前是安全监督委员会管辖，之后才逐渐设立环保部化学品处）沟通，共同制定“去毒”政策。绿色和平传递环保信息的方式是幽默的：浙江萧山钱塘江排污口的美女模特“无声围观”，奥特莱斯工厂店的“脱衣舞”，都体现了对“去毒”行动的坚定信念和方法的灵活多样。

　　三年前，宁佐梅刚从中国林业大学毕业，在环保NGO中增长了阅历，得到了锻炼，现在已经是绿色大学生论坛总干事。三年中，她感受到了自己的迅速成长，并通过三个例子介绍了绿色大学生论坛推动青年人参与环保实践的情况。宁佐梅出生在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海省，从小在农村生活。小时候，她的梦想便是走出农村，出去赚钱。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把公务员考试作为职业生涯的最佳选择，但她却机缘巧合地成为环保NGO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她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潜能，自豪地与与会者分享她的环保价值观。她曾策划“水修行”青年水卫士培养计划，组织大学生到北京水源地白河进行户外垃圾调查，并倡导了针对高校的“校园碳核算”活动，通过推广计算建筑物中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方法，引导大学生在打印、用水时能够节约、低碳，弘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理念。她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号召大学生将环保与低碳价值观纳入择业标准中。

　　在第三议题的问答环节中，同学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NGO如何确保将环保或低碳规范传播到整个行业？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高碳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针对第一个问题，学者认为，规范的传播有赖于“最佳实践”（bestpractice）的典范作用。时尚服装是整个行业的龙头，以品牌示范作用带动整个行业的规范认同和技术引进，再通过纺织工业协会这样的交流平台进行信息整合和经验交流，实践证明其规范传播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针对第二个问题，学者回答说，信息公开要求市场公开透明，从而使信息能够自由交换，同时，很多时候政府并不是不想公开信息，而是不知道哪些信息对于解决当前的污染问题是最有益的，并且很多时候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来源，需要政府之外的专业人士和组织进行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