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朝鲜朝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2)

　　其次，表现在消极的出世上。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士大夫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经历多种磨难，有的甚至一生都无法实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仕途受阻，人生不得志之时，他们往往需要佛家的与世无争、道家的清净无为来填补空虚的心灵。《九云梦》中的杨少游，集文章功名，荣华富贵于一身，实现了封建士大夫所希求的人生目标。尽管如此，作品中还不时流露出一种“福满祸生”的担忧。在“杨元帅偷闲叩禅扉，兰公主微服访闺秀”中，杨少游叹息道：“积苦兵间，弊情劳神，此身尘缘，何太重耶？安得功成身退，超然物外之人也？”在这里杨少游已经开始意识到世间荣华的转瞬即逝，已经开始有归去隐退之心了。作品结尾处，在人生荣耀达顶峰之际，壮年之身的杨少游毅然辞官下野，脱离尘世之纷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朝廷瞬息万变政治形势的一种担忧。在激烈的党争中主人公不仅发出“高台自倾，曲池且湮。今日歌殿舞榭，复作衰草寒烟”的感悟，表现出对盛极必衰的一种忧虑。也正因如此，杨少游最终选择了退出江湖，皈依佛门。《玉麟梦》中范璟文被柳原从契丹救回后，他于国于家都未尽到封建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出使契丹谈和失败被囚禁多年，使他治国的愿望化为泡影，而家门内部妻妾矛盾使他齐家的愿望未能顺利实现。“治国”、“齐家”的挫败，没有实现范璟文的人世愿望，继而他选择远离官场，消极出世。同样选择退隐的还有《玉仙梦》中的钱梦玉，作品结尾处，北虏入侵，皇帝更迭频繁，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此时的钱梦玉“心如中酒，渐忘世间许多悲欢”，已经看破世间功名的他上表请辞。辞官后归投灵隐寺，广修道法。仕途之路坎坷不平，再加之政局动荡变幻，人事浮沉，大多数士大夫不免偃蹇一生，不能出人头地。近乎本能的出世欲望却依然在，时时撞击心灵，使他们的内心隐隐作痛。这时就需要道教的虚幻来抚平他们的伤口，在道教成仙、成神纺织的世界里，只有出世归隐，才能明哲保身。

　　再次表现在不灭的轮回上。佛教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思想既与道家的安处时顺、无为不争态度相互沟通，又与儒家顺应时势、安贫乐道的思想相互联系。历史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每当士大夫们仕途落魄抑或官场不得志之时，往往投入“自然”的怀抱，吟诗作画，躬耕田野。每当士大夫们享尽人间功名富贵到了晚年后，又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常与虚无，皈依佛门。《九云梦》便体现了佛教的轮回观。小说主人公性真和他的八个妻妾原本都是天界的人物，被贬凡间后，性真投生为秀州县杨处士之子杨少游，杨少游领着三妻五妾，富贵功名盛极一世，享尽人间欢乐。到了晚年，谈论人间无常与虚无，顿悟修禅，重归天界。《玉楼梦》也是如此。文昌星和五仙女被谪降人问。文昌星转世托生为杨昌曲，与二妻三妾，享受人间富贵荣华，当缘分已尽时重新回归天上，继续去做他的仙官。在第六十四回中，江南红做了一梦，梦到南海观音菩萨点化她们乃是天界星宿，轮回人间尘缘一番后必将归位。这个梦暗示了他们仙凡两界的轮回。除了轮回观，梦字类小说中还体现了佛教的善恶观，如碧城仙、柳氏最终的沉冤得雪，黄氏、吕氏的罪有应得，弃恶从善等。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朝鲜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心理结构或思想结构，与中国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别无二致，一般都持儒家的生活态度。但在落魄失意之时，往往采取避世隐遁、徜徉于山水问的道家的生活态度。从这几部小说思想结构来看，尽管作为思想背景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佛道思想因素所占比重较少，而贯穿其始终的思想则是儒家思想。杨少游、范璟文、杨昌曲等完全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佛道思想除了在首尾出现以外，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是作为一种战争中的手段——魔法、道术而出现的，在人物性格上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正如学者所云：“《九云梦》中享尽荣华富贵的贵族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实质上是躲避党争之祸。《玉楼梦》则进了一步，摒弃了这种涂上宗教色彩的借口，直接提出：盛满太过，必遭小人之忌，不如功成身退。现实得多，也坦率得多了。”

　　二、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就制度文化的结构而言，包括政治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科举制度等等。朝鲜对中国制度文化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一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接受。长期以来，朝鲜与中国在政治上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在“天朝礼治”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之下，朝鲜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力求仿效中国，比如在朝廷上君臣关系、行政区划、官衙的设置等无不受中国的影响；二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接受。自中国隋唐以来建立科举制度，实行“以诗文取士”的选官制度以来，朝鲜统一新罗时期就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开设了“读书三品科”，这是朝鲜科举制度的雏形。到了高丽光宗时期，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科举制度。到了朝鲜朝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成为唯一的选官制度，对社会、教育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尤其对读书人价值观的形成。这自然反映到整个朝鲜古代文学中，作为儒生个体意识载体的梦字类小说更是这样；三是对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接受。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朝鲜的婚姻家庭制度固然同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关，但主要还是在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下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例如，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朝鲜朝时期的家长制，以及支撑这种家长制的“孝”以及“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等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都可以说是长期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婚姻家庭制度影响的结果，由此衍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文化就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中也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在梦字类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文化对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士大夫的齐家理念上。传统儒家认为，家与国是紧密相联的，“家”被看成是“国之本”。古代中国浓厚的家庭观念是儒家体系构成的一部分。“作为家庭关系体现的男女、夫妇、父子被看成社会的基础，没有他们，君臣、国家、礼义就无从谈起，因而治理家庭成为治理国家的起点。”古人把“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将构建“和谐家庭”看作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古代朝鲜家庭社会，男性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他们贯彻“三纲五常”甚至比中国还要彻底和完全。“以‘夫为妻纲’引申出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观念；以‘三从四德’引申出为夫守节、从一而终的观念，并将女子为夫守节列入国法。在朝鲜朝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生存权，她们往往是被视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因而在朝鲜的男权社会中很多小说都充斥着男权思想。”《玉楼梦》中的杨昌曲作为一家之长，不仅肩负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还承担着齐家这一重要家庭责任。他的齐家能力，主要通过解决妻妾矛盾展现出来的。妻妾争斗的圆满解决，最终大团圆的结局，都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在齐家方面的卓越才能。作为“治国”能力的补充，其“齐家”本领恰恰使这个人物更加全面，成为一个完全符合儒家思想体系的完美形象。《玉麟梦》中范璨文，在整个家庭当中，既担任长子角色又担任丈夫角色，在整个家庭关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所有家庭活动均围绕他展开。具有皇亲国戚强大背景的吕氏几度陷害大夫人柳氏，范璟文由最初的不相信到之后放任的态度，以致柳氏多次遭陷害，几近丧命。范璟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但其在“齐家”过程中的善恶不分却间接导致了柳氏的不幸。尽管如此，作品中并没有去谴责他，而把一切归咎于心狠手毒的吕氏，范璟文家庭中心地位也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动摇，他依旧是家庭的主宰，妻妾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