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研究概述

　　摘要：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学术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顾维钧的论述，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大体上则是从两个方面：顾维钧的外交实践和顾维钧的外交思想来具体分析，让民国第一外交家的历史更加丰富而客观。

　　关键词：顾维钧；外交实践；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58-03

　　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长达44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等大国的使节及派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大战结束时讨论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晚年又出任国际法院法官。学术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顾维钧的论述，本文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一、顾维钧研究史料与专著

　　关于顾维钧研究的史料是较为丰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顾维钧本人具有记日记档案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外交官其事迹很多都反映在外交文档和相关史料中。

　　顾维钧重视档案文献的作用，每次参与外交活动后都会回顾活动内容和外交对话要点并记录下来，《顾维钧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等及信函、文件，回忆录共13册，全书六百多万字，详细记述了半个多世纪顾本人经历的风云变幻，无疑是研究顾维钧的最重要的史料。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的顾维钧文件亦是研究顾维钧的重要资料（包括大量真本和手稿）。顾维钧所著《外人在华之地位》是了解顾维钧对外侨问题看法的重要资料。除了顾维钧自己的作品，金光耀、马建标选编的《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也是了解顾维钧外交思想的重要资料。

　　因为外交官的独特身份，有大量的外交档案和官方史料也是顾维钧研究的重要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309）记载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其中包含许多和顾维钧相关的史料。程道德等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1911—1919，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包含1911到1931年间的大量外交史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著的《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记录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大量文件，都是研究顾维钧的重要史料。可以说但凡是反映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的官方档案和史料对于研究顾维钧都有或多或少的价值。

　　关于顾维钧研究的专著，数目较多，其中一大部分是传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是顾维钧的第三位夫人黄惠兰所著自传，其中包括她与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许多经历，并叙述了二人微妙的感情。金光耀的《顾维钧传》是一部优秀的传记，该传记参考了大量的史料，精准地叙述并评价了顾维钧一生的活动，认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称号顾维钧当之无愧，书后还附有顾维钧大事记便于了解其一生的活动。除此以外，袁道丰的《顾维钧其人其事》，肖岗的《顾维钧传》，也是全面了解顾维钧一生事迹的重要著作。

　　除去全局性记载评价顾维钧一生的传记专著，还有对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的专题研究。岳谦厚的《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上篇分析了顾维钧的外交思想及其对顾的外交行为的影响，下篇纵向分析了顾维钧的政治立场演变和立人立业之道，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的著作。金光耀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是2000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其中包含31篇优秀论文。岳谦厚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则详细论述了顾维钧自参加巴黎和会到参与建立联合国期间的反日外交行动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书中所谓抗日并不仅指八年抗战。此外，高克的《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袁道丰的《与顾少川大使谈外交——一段极其珍贵的外交经验与史料》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某一或某几个事件中顾维钧的外交表现。

　　二、顾维钧研究论文情况

　　近年来学界对顾维钧的研究较为重视，出现了大量论文，本文详细分析当前顾维钧研究的具体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巴黎和会

　　顾维钧正是由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才开始了外交事业的辉煌，学界关于巴黎和会的研究是比较透彻的。主要的观点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光耀[1]认为顾维钧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的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改变初衷决定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这使得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具有明显的联美制日的特征。联美制日在当时不失为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可行的选择。问题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民国外交家们对它的期望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陈文玄、吴平在《顾维钧与巴黎和会》探讨了顾维钧等人围绕着山东主权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所做的艰难曲折的外交斗争。尽管交涉失败，但顾维钧拒签对德和约的行动，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战后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正在觉醒的民族意识的一次体现。李淑娟等在《略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中的作用》中强调了顾维钧试图让日本接受中国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日本坚决不同意，顾维钧顺应民意，断然拒签，用外交手段维护了国家利益。宋亚文在《顾维钧与中国山东主权的收回》中强调了在和会召开之后，他又主动地担当起交涉山东问题的主角，并灵活运用外交策略，使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从“避而不谈”发展到“不得不谈”，并逐步使山东问题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最后，在关键时刻，他又能够顺从民意，力主拒签对德和约。虞宝棠在《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则认为，顾维钧所走的是虚幻的“赖美为助”路线。这一贯穿巴黎和会一切活动中的“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意在联合美国来使日本让步。这在和会初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他不可能懂得作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压制日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真正的民族利益，而是在于对中国的利益均沾，不让日本独占德国在中国的权利，因而不可能真正维护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