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研究概述(2)

　　2.华盛顿会议

　　金光耀[2]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结束后至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仍关注着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并为争取恢复中国已丧失的权益做了不懈的努力。并注意到了在除山东问题外的其他问题上的作用（中国十项原则，关税问题）。印少云在《从山东问题的交涉看顾维钧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一文中分析了顾维钧“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在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中的充分体现，分析了“联美制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可能性，认为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维护了中国的权益。此外，他还在《从华盛顿会议看顾维钧务实外交思想》一文中分析了顾维钧在这次会议上有关山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从谈判策略、谈判方式以及谈判在原则问题的操作中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外交思想，认为是局部妥协换取国家最大利益的好办法。宋亚文在《顾维钧与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描述了1921年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为山东悬案的最后解决与日本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成为悬案的山东问题争得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总的来说，关于华盛顿会议的研究，学界比较关注顾维钧的联美抑日政策在其中起的作用，多数学者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3.休约、废约

　　顾维钧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休约废约外交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李孝君在硕士论文《论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的废约外交》中详细探讨了顾维钧废约外交的时代背景、废约实践和废约原则等，认为废约原则是：自主外交、现实主义、国际法、超党派，废约策略是联美制日和国别谈判，废约特点是勇于任事、审时度势。唐学俊则在《顾维钧对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及其修约实践》中探讨了修约实践，其中分析了修约实践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促进，西方教育的背景，重要人物的影响，外交职业化的影响），论述了修约实践（巴黎和会、华盛顿、威海卫归还、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及其主要策略（联美外交、统战，个别交涉各个击破）并指出了修约的原因是顾维钧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认识不清和对人民外交的认识上有失偏颇等。岳谦厚在《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中指出顾维钧是唯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认为他在华盛顿会议上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并高度评价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刘雪琳等在《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与中俄建交交涉》中则具体分析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的艰难的签署过程以及顾维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4.国联、抗战、联合国

　　蒋永敬在《顾维钧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一文中详细分析了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举动：揭发日本侵略之野心：满洲问题国际化；往返平京交换意见、外委会；对日大纲（防止日本不服从国联决议）；力图保全锦州、东北等，顾维钧保家卫国之心可见一斑。金光耀在论文《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中详细描述了李顿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考察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顾维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情况，认为其对调查团了解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起了重要的作用。顾维钧为调查团在中国的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便利，并向调查团表明中国的基本立场。面临日本的恫吓不放弃工作，想方设法与东北各界联系。总的来说，顾维钧的活动体现了他对国联的高度重视和信任，但悲剧的是国联并没有最终起到该起的作用。

　　关于抗战，学界比较关注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举措。陈积敏等在《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外交主张述评》一文中关注了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先后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和“锦州中立化”的应对方案。认为顾维钧这些主张的提出既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其自身的外交理念有关。于耀洲在《浅析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谋划》一文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为使国民政府掌握外交主动权，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事变发生前，预见日本会发动军事侵略，事变发生后，主张诉诸国联，期待国际力量的干涉；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为解决事变奠定基础的同时，作为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也充分认识到对日本的坚决抵抗，对解决中日冲突的重要作用等。

　　关于联合国，金光耀在《顾维钧与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一文中分析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对于联合国的创建有重要意义。中国虽与美、英、苏同为参加国，但由于苏联对中国的轻视、中美间恰因史迪威事件而关系紧张等在会议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顾维钧确定的策略和灵活的应对（分阶段参与会议、争取中共力量参加旧金山代表团），使中国不仅维持了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尽最大可能对联合国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5.顾维钧与国民党

　　尽管前期顾维钧始终以自己的超党派身份为傲，但到后期他的党派倾向日益明显，张祖■在《1931年前后蒋介石顾维钧关系述论》中试图分析1931年前后顾维钧与国民党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关系，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顾维钧在外交政策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并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尽管两人因思想体系和政治目标截然不同，难免出现诸多分歧，但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也意味着顾维钧在党派超脱主义上渐渐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