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4)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事业，制定了包括对捐募者、办赈出力者、兴办防灾设施有功者等相关内容的许多法律条文，同时，还具体规定了申请给奖的程序和手续，从制度上为积极防灾救灾提供了法律保证。

　　二、据章给奖：救灾奖励制度之实施

　　"人除非在危急的时侯，否则是不愿尽十分的心力去做事的。"采取相应的奖励措施不仅可以使被制约者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好，而且可以激发被约制者蕴蓄力量，集中注意于一事一业，因而对被制约者的付出给予相应的酬报和奖励是必要的。故而国民政府时期不但从制度上重视其法规建设，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

　　救灾办赈，资金为要。国民政府为广募资金，基本上按照制度规定，给予相应的奖励。如1929年2月，为昭激励，国民政府按照《振款给奖章程》，给予北平银行公会题予"勇于为善"的匾额，同时对捐款人杨佑之、王作霖颁给奖证并给二等金质褒章的嘉奖。1930年12月，按照《振款给奖章程》第四条规定，国民政府给予捐助江浙赈款的蒋介石题给匾额并颁发特等金质褒章的奖励。总之，诸如此类的奖励实例翻检史书应不会少见。另外，从振务委员会历年颁发的捐款褒章统计数字也可窥见其实施的大致概况。

　　据振务委员会1931年给予捐款褒章统计可知，截止到1931年中央振务机关共给予捐款褒章302座，其中给予捐款人286座，占褒章总数的94.7%，给予经募人16座，占褒章总数的5.3%。截止到1936年2月底前，据振务委员会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起，共发金质褒章一等12枚、二等110枚、三等131枚；银质褒章一等40枚、二等68枚、三等188枚、四等516枚。共计1065枚。上述统计数字仅为振务委员会所发褒章，如果加上国民政府所发之褒章，数字当必大于其上。上述实例与数字统计均表明，有关捐募赈款之制度确实得到了重视和执行的。

　　款不虚靡，惠及灾黎。这与办赈人员的精神和态度关系至深。为激劝办赈人员尽心救灾，认真办赈，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贯彻落实对办赈出力人员有关奖励法规条文的实施。1929年8月，国民政府根据赈灾委员会的呈报：常务委员朱庆澜募集赈粮，运输救济，奔驰关塞，劳瘁不辞；王震历办慈善事业，苦心经营，惠及灾黎存活甚众，均属办赈异常出力，给予两人明令嘉奖之奖励，以昭激励。1932年3月，查照办理公务员奖励条例，给予1931年尽心救助河南灾荒的查灾放振委员汪守珍、杨名声等四人振务委员会金质褒章各一枚。诸如此类的奖励实例，不乏史料记载。

　　在实际工作中，尽管一般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照章给奖，但也不乏为激励人员重加奖赏的事例。如1933年，在一次堵口工程中，发生事故，七八名工人落水，2人淹死，几人死里逃生。这样一来，工人不再敢上工，除河务局多方动员安抚外，时任黄河堵口工程处的处长孔祥榕也对落水死难人员重加奖扶：为每位死者发放3000元抚恤金（按给恤章程规定，给予本身或遗族一次性恤金最大金额才为200元），并封为"将军"，建庙供奉。对未死者也给予佩戴"光荣牌"（所有人见此牌必须立正致敬）的优厚奖励。经过采取这些鼓励措施，工人才复工把口门堵塞合龙。

　　三、问题与反思：救灾奖励制度之检讨

　　从理论上讲，救灾奖励一则鼓舞有功绩者继续努力；二则激劝他人之努力。即在奖励时人的同时可以达到激励后人的目的。奖励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维持持久的社会救济无疑都有重要促进作用。

　　就目前所见振务委员会颁发的奖章1065枚（截止到1936年2月）来看，其中给予捐募人的至少应占一半以上（因仅1931、1932这两年就颁发给捐募人422枚奖章），统观这一时期来自社会捐募的赈款占据整个赈款比重很大一部分，可以推知奖励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确实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奖励制度贯彻执行中仍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奖励并非真正照章而行，人为操作同样侵蚀到这一领域，降低了奖励实效。如河南省每年对河工的奖励，并不只是河工人员才能得到，省长往往将其亲信加入请奖名单之中。有时因省长加入私人太多，反而使真正出力人员得不到应得的奖励。这种适当者固属不少，不应得者也比比皆是奖励不公的状况，容易使人生怨，而侥幸得奖者，同样会产生轻视奖励者的心理。如陶述曾在回忆中讲到，1922年河南省利用赈款修筑"华洋堤"，他到黄河大堤工地任督工两个月，但实际仅到工地走了两趟，什么力也没出，后来竟被保荐任官，连他自己都感到惭愧（据说，此奖励幕后有人为他推荐，只不过他本人并不知情），因此在他看来，"荐任官执照"连一块钱都不值（当时领执照需交1块钱印花税）。另外，订制褒章、褒状之类的奖品也需要一定的花费。据有关资料，从捐款100-200元者到捐款5000元以上者，在领取相应褒章时还需缴纳5-8元不等的订制费。这样一来，就无形当中增加了整个救灾办赈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