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5)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社会捐赠的多少和参与的广度最终并不取决于政府奖励的力度，而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首先，从政府劝捐的对象来看，一般是富裕人家。如《救荒策》称："地方大饥，宜劝富室营造土木及一切当行之礼，使贫民得以资生。"其次，从慈善团体募款地区看，都是针对经济较发展的诸如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特别是上海，完全成了每次灾荒时救治资源的必取之地，沉重的政府军政负担和层加叠累的社会"包袱"，让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之都也疲于应付。相反，广大的农村由于近94%的人都无法维持最低生活，非但不能在"社会化"的资源集聚中担任一个角色，反而成为救灾的对象。另外，从个人捐款来看，也大多是诸如杜月笙、孔祥熙等拥有一定资产的社会名流。最后，从业界捐款来看，一般都是集中在工商金融经济发展较快的行业和地区。如在工商金融业繁盛的上海，尤显其牛耳之势。

　　综上，尽管奖励制度对社会各界捐款有一定激励作用，但是最终决定捐款数量的决定因素还在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很难想象，一个仅能维持温饱的社会、企业和个人能在救灾过程中贡献更多的物资。因此，在制定和完善相关奖励制度的同时，加快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增强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乃是我们今后救灾工作致力的方向。

　　四、小结：救灾奖励制度的特征及镜鉴

　　通过对上述救灾奖励制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从中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救灾奖励制度呈现出如下特征，并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其一，从救灾奖励制度内容看，分门别类，制定了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防灾救灾的法规条文，同时，还具体详备地规定了给奖的级别、程序与手续，从制度层面看，无疑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演进和近代化特征。

　　其二，从救灾奖励的方式看，这一时期奖励形式力图避免之前捐纳制度物质激励的弊端，更侧重于精神和道德层面，其制度选择的积极意义更加明显。而对官员救灾的政绩奖励在借鉴前人基础上制定更加详备，从制度上为积极防灾救灾提供了法律保证。

　　其三，从救灾奖励制度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按照制度规定，对捐募的团体和个人、办赈出力的人员给予相应的酬报和奖励，间或还能看到为激励人员重加奖赏的事例，体现出一定的制度弹性和灵活性。

　　其四，从救灾奖励制度实施过程看，除了有良性弹性一面外，负面因素也多有呈现：人为操作、无功受赏、功赏不当等现象多见，无形当中降低了奖励的效用。

　　其五，从救灾奖励制度的效果看，尽管奖励制度对救灾捐募有相当的激劝效用，但决定捐募的数量与之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最终决定因素乃在经济发展的程度。

　　注释

　　①武艳敏：《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救灾惩罚规定的历史考察》，《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②③④⑤⑩《中华民国法规大全》（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02-3、797、797、804-805、804、797-8、804-5、805、1128、1128-29、1090、1090-1091页。⑥孙绍聘：《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2-65页。⑦《办赈奖惩暂行条例》，《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23期。⑧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28号，1929年，第47-50页。⑨《赈务法规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2-2970。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17号，1929年，第8-11页。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42号，1929年，第1-2页。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186页。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26号，1929年，第22-23页。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216号，4631号，1930年，第51页。振务委员会：《赈务统计图表（民国二十年）》，上海图书馆藏，见捐款褒章。《振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与朱庆澜交接有关文件（1936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16-13。行政院秘书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74号，1929年，第5页。监察院秘书处：《监察院公报》，调查裁厘及赈灾特刊，1932年，第95页。钱钢、耿庆国：《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1页。孙本文：《社会学大纲》（下），世界书局，1931年，第55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78页。《旅平河南赈灾会移送灾民垦荒就食办理急振征信录》，河南省档案馆藏，A大类B6属类581，第22-23页。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第1033页。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4页。孙语圣：《对民国与当前我国救灾体制的"社会化"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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